憶當年
作者：梁曉聲 著
發布時間：2023-06-12 15:42:37
字數：45586
第一支鋼筆
它是黑色的，筆身粗大，外觀笨拙。全裸的筆尖，旋擰的筆帽，膠皮筆囊內沒有夾管，吸墨水時，捏一下，緩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寫字常常“嘔吐”，弄臟紙和手。我使用它，已經二十多年了。筆尖劈過、斷過，被我磨齊了，也磨短了。筆尖很粗，寫一個筆畫多的字，大稿紙的兩個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寫作，只能寫便箋或信封。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鋼筆，母親給我買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學五年級。學校規定，每星期有兩堂鋼筆字課。某些作業，要求學生必須用鋼筆完成。全班每個同學，都有了一支嶄新的鋼筆，有的同學甚至有兩支。我卻沒有鋼筆可用，連支舊的也沒有。我只有蘸水鋼筆，每次完成鋼筆作業，右手總被墨水染藍，染藍了的手又將作業本弄臟。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夢都想得到一支嶄新的鋼筆。
一天，我終于哭鬧起來，折斷了那支蘸水筆，逼著母親非立刻給買一支吸水筆不可。
母親對我說：“孩子，媽媽不是答應過你，等你爸爸寄錢回來，一定給你買支吸水筆嗎？”
我不停地哭鬧，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給我借錢買。”
母親嘆了口氣，為難地說：“你這孩子，真不懂事。這月買糧的錢，是向鄰居借的；交房費的錢，也是向領導借的；給你妹妹看病，還是向領導借的錢。為了今天給你買一支吸水筆，你就非逼著媽媽再去向鄰居借錢嗎？叫媽媽怎么張得開口啊？”
我卻不管母親好不好意思再向鄰居張口借錢，哭鬧得更兇。母親心煩了，打了我兩巴掌。我賭氣哭著跑出了家門……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蕩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濕了，頭腦也淋得平靜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責起來。是啊，家里生活困難，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親每月寄回幾十元錢過日子，母親不得不經常向鄰居開口借錢。母親是個很顧臉面的人，每次向鄰居家借錢，都需鼓起一番勇氣。
我怎么能為了買一支吸水筆，就那樣為難母親呢？我覺得自己真是太對不起母親了。
于是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要靠自己掙錢買一支鋼筆。這個念頭一產生，我就冒雨朝火車站走去。火車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橋，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幫拉貨的手推車夫們推上坡，可討得五分錢或一角錢。
我走到那座大橋下，等待許久，不見有推車來。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樹下躲雨。雨點噼噼啪啪地抽打著肥大的楊樹葉，沖刷著馬路。馬路上不見一個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車偶爾駛來駛去。幾根電線桿子遠處，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喪，想離開，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餓，忽然發現了一輛手推車，裝載著幾層高高的木箱子，遮蓋著雨布。拉車人在大雨中緩慢地、一步步地朝這里拉來。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彎得很低，上身幾乎俯得與地面平行了，兩條褲腿都挽到膝蓋以上，雙臂拼力壓住車把，每邁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渾身的勁兒。那人沒穿雨衣，頭上戴頂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無法看見他的臉，也不知他是個老頭兒，還是個小伙兒。
他剛將車拉到大橋坡下，我便從樹下一躍而出，大聲問：“要幫一把嗎？”
他應了一聲。我沒聽清他應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幫一把”的意思，就趕快繞到車后，一點也不隱藏力氣地推起來。車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還未推到半坡，我便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雙腿發軟，氣喘吁吁。那時我才知道，對于有些人來說，錢并非容易掙到的。即使是一角錢，也是并非容易掙到的。我還空著肚子呢，又推了幾步，實在推不動了，產生了“偷勁”的念頭。反正拉車人是看不見我的。我剛剛松懈了一點力氣，就覺得車輪順坡倒轉。不行，不容我“偷勁”。那拉車人，也肯定是憑著最后一點力氣在堅持，在頑強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勁”了。我咬緊牙關，憋足一股力氣，發出一個孩子用力時的哼唷聲，一步接一步，機械地向前邁動步子。
車輪忽然轉動得迅速起來。我這才知道，我們已經將車推上了坡，開始下坡了。手推車飛快朝坡下沖，那拉車人身子太輕，壓不住車把，反被車把將身子懸起來，腿離了地面，控制不住車的方向。幸虧車的方向并未偏往馬路中間，始終貼著人行道邊，一直滑到坡底才緩緩停下。
我一直跟在車后跑，車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車人剛轉過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聲說：“給錢。”那拉車人呆呆地望著我，一動不動，也不掏錢，也不說話。我仰起臉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來是母親。雨水，混合著汗水，從母親憔悴的臉上直往下淌。母親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從水里撈出來的一樣，濕漉漉地貼在身上，顯出了她那瘦削的兩肩的輪廓。她胸口劇烈地起伏著，臉色蒼白，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我望著母親，母親望著我，我們母子完全怔住了。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鋼筆，夢寐以求的鋼筆。母親將它放在我手中時，滿懷期望地說：“孩子，你要用功讀書啊。你要是不用功讀書，就太對不起媽媽了……”在我的學生時代，我一刻都沒有忘記過母親滿懷期望對我說的這番話。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母親變成老太婆了。那支筆，也可以說早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了，但我卻要永遠保存它，永遠珍視它，永遠不拋棄它。
我的少年時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頭上，五十歲的年齡已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話常說的——“轉眼間的事兒”。我還看見六十歲的年齡拉著五十歲的手。我知道再接著我該從人生的山頭上往下走了，如太陽已經過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
于是茫然地，不免頻頻回首追尋消失在歲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父親是建筑工人，中國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歲的時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幾年才能見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見過他三次。我三十三歲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歲至四十歲的七年中，父親到北京來，和我住過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來北京，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這一年的十月，父親病逝在北京。
父親靠體力勞動者的低微工資養活我和弟弟妹妹們。我常覺得我欠父親很多很多。我總想回報，其實沒能回報。如今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實現。
母親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親就沒穿過新衣服。我是扯著母親的破衣襟長大的。如今母親很是有幾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說，都老太婆了，還分什么新的舊的。年輕時沒穿過體面的，老了，更沒那種要好的情緒了……
小胡同，大雜院，破住房，整日被窮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親，窩窩頭、野菜粥、補丁連補丁的衣服、露腳趾的鞋子……這一切構成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物質的內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卻有過一些渴望——渴望有一個像樣的鉛筆盒，里面有幾支新買的鉛筆和一支書寫流利的鋼筆；渴望有一個像樣的書包；渴望在過隊日時穿一身像樣的隊服；渴望某一天一覺醒來睜開眼睛，驚喜地發現家住的破敗的小泥土房變成了起碼像個樣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碼門是門，窗是窗，棚頂是棚頂，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擺著一張小小的舊桌子，并且它是屬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據它寫作業，學習……如果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屬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學三年級起我是“特困生”“免費生”。初中一年級起我享受助學金，每學期三元五角。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每學期三元五角，每個月七角錢。為了這每個月七角錢的助學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現，才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夠資格享受助學金的學生。那是一種很大的精神負擔和心理負擔。用今天時髦的說法，“活得累”。對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我，由于窮困所逼，學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歡樂的地方……
回憶不過就是回憶而已。寫出來則似乎便有“憶苦”的意味。我更想說的其實是這樣兩種思想——我們的共和國它畢竟在發展和發達著。咄咄逼人的窮困雖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區存在著，但就大多數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當年那一種窮困，畢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讀我這一篇短文的同學，亦是今天的一個貧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產生這樣的想法——梁曉聲能從貧困的童年和少年度過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將比他的中年，還將是更不負年齡的中年吶！
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無憂無慮，被富裕的生活所寵愛著，誠然是令人羨慕的，誠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這樣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這樣，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憐。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較早地懂了許多別的孩子尚不太懂的東西——對父母的體恤，對兄弟姐妹的愛心，對一切被窮困所糾纏的人們的同情，而不是歧視他們，對于生活負面施加給人的磨難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種種責任感，以及對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對人世間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這些，對于一個人的一生，都是有益處的。也可以認為，是生活將窮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時賞賜于某人的補償吧。倘人不用心靈去吸收這些，那么窮困除了是丑惡，便什么對人生多少有點兒促進的作用都沒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兄?長
如果，誰面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么大抵，誰已老了。并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里，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動聲色，內心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只剩對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于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而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只能減輕它，沖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于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將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會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將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祈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六歲，今年已經六十八周歲了。從二十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當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十年，不病不癱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來看，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于我，使我再有十年的無病歲月。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于一個四十八年中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并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如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愿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準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愿，絕不后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時，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后來是這么說的。我卻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著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著瓢潑大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里，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著說立刻就要吃。于是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只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愿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于心不忍地看著哥哥冒雨沖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時間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將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著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只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著，哭著，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著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時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著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是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還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于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后一塊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么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于是我內心里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干糧，上鍋一蒸，就暄軟了。只不過在我心里，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么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并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郁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里，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并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作為建筑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在這一省，某幾年在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對父親來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盡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火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爾濱的家里，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旅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攢十余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里了。到過我家里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舍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后，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于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里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么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里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接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后，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干部，他屬于那種多項榮譽加于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于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里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里，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干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臟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一份錢，再苦再累再臟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干。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里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灶火并沒生，屋里冷森森的，鍋里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一擔水回家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對于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因為中途還要歇兩三歇。我是決然挑不起兩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來，發現水缸里居然已快沒水了，我對哥哥是很惱火的。我認為挑水這一項家務，不管怎么說也應該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幾乎全撲在學習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會想到自己也該挑水的，一想到就會連挑兩擔，那便足以使水滿缸了。而我呢，其實內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學畢業以后，能分配到較令人羨慕的工作，掙較多的錢，使全家人過上較幸福的生活。這種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對他的惱火。
然而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頭一天晚上沒寫完作業或根本就沒顧得上寫，第二天上午忙得顧此失彼，終究還是沒得空寫——我逃學。
因為端起鍋時，衣服被鍋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沒別的衣服可換（上學穿的一身衣服當然是我最體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學。
因為一上午雖然諸事忙碌得還挺順利，但是背上書包將要出門時，弟弟妹妹們眼巴巴地望著我，顯出我一走他們會害怕的表情時——我逃學。
因為外邊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而家里若爐火旺著，我轉身一走不放心，若將爐火壓住，家里必也會冷得凍手凍腳——我逃學。
因為外邊在下雨，由于房頂處處破損，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們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學……
我對每一次逃學幾乎都有自認為正當的辯護理由。而逃學這件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價的。我頭一天若逃學了，晚上會睡不著覺，唯恐面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面的訓問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結果第二天又逃學，第三天還逃學。最多時，我連續逃學過一個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們怎樣幫我圓謊。紙里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時是同學受了老師的指派到家里來告知母親，有時是老師親自到家里來了。往往母親明白了真相后，會沉默良久。那時我看出，母親內心里是極其自責的，母親分明感覺到對不住我這個二兒子。
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么譴責我：你為什么要逃學呢？為什么不愛學習呢？上學對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么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卻往往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母親不愿哥哥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他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并不分辯。我內心里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于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饑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跡。而哥哥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過意味著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只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將要考大學了。
六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他快五十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沒在饑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郁地說：“我快干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后怎么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么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里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將來上大學的幾年，爭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只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刻，我的同情是傾向于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復習，托鄰居的關系，到菜市場去幫著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里，將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后，哭了。那一刻，我的同情又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似乎天生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于她都未免太難了。是我和哥哥一道將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父親流淚了，哥哥也流淚了，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將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么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干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讓他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么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于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不太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里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棄了幾所保送的大學，他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爾濱，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第一個學期幾科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饑餓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葉樹皮，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嘗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北挨餓，哥哥在大學里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里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他每月僅領到九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里的學生會干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寄給他。哥哥終于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里，不必為他擔什么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十元錢。那么，他豈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費了嗎？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于是母親真的放心了，并因父親終于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只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后來聽哥哥親口說才三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呆，一會兒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里，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母校的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里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并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涌。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來了，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僅僅十五平方米的一個破家，想要不聽他那種自語聲，除非躲到外邊去。母親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藥量，結果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那會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無法入睡。但母親寧肯那樣。那樣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門了，而這不至于使鄰居們特別是鄰家的孩子們因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驚。如此考慮當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從此過得黑白顛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藥的作用下酣睡時，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盡量補覺。夜晚哥哥喃喃自語開始折磨我們的神經時，我們都憑意志力忍著不煩躁。六口人擠著躺在同一鋪炕上，希望聽不到是不可能的。當年城市背街的居民社區，到了夜晚寂靜極了。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于家人不啻是一種刑罰。一旦超過兩個小時，人的腦仁兒都會劇痛如灼的。而哥哥卻似乎一點兒不累，能夠整夜自語。他的生物鐘也黑白顛倒了。母親夜里再讓他服安眠藥，他倒是極聽話的，乖乖地接過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瘋了，也還是最聽母親話的兒子。除了喃喃自語是他無法自我控制的，在別的方面，母親要求他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他都表現得很順從。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互相教著用棉團堵耳朵了。母親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了……
兩個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輛精神病院的專車開來，哥哥被幾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強制性地推上了車。當時他害怕極了，不知要將他送到哪里去，對他怎么樣。母親為了使他不害怕，也上了車。
家人的精神終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學習成績一敗涂地。
我又曠了兩天課。也不用服安眠藥，在家里睡起了連環覺。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在家中休養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復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師將他推薦到一所中學去代課，每月能開回三十五元的代課工資了。據說，那所中學的老師們對他上課的水平評價挺高，學生們也挺喜歡上他的課。
那時母親已沒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僅靠父親每月寄回的四十元勉強維持。忽然一下子每月多了三十五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簡直接近于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黃金時期。
家里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于是他又接著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梁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干部，他的老師稱贊他跟上學習并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里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一九六五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愿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見他是挨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么情況下挨的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于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著凜冽嚴寒跟隨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盡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并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么辦呢？對于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回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眾呼喊了句什么反動口號。還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
我下鄉的第二年，三弟也下鄉了。我和三弟省吃儉用寄回家的錢，幾乎全都用來支付哥哥的住院費了。后來四弟工作了，再后來小妹也工作了。他倆的學徒工資頭三年每月十八元。盡管如此，還是支付不起哥哥常年的住院費，因為每月要八十幾元。但畢竟我們四個弟弟妹妹都能掙錢了。幸而街道挺體恤我家的，經常給開半費住院的證明。而半費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較排斥的。故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里的窗上安裝了鐵條，釘了木板，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里。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我還在家里發現了自制的手銬、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著做的。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色變了。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而母親含著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那時刻，我內心里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那次探親假期里，我一次也沒去看他。臨行前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里！”我托了那種關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著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錢了，并且，還需家里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將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勞動了，于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復旦的三年，我只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后，我又將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于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將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沓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一九九七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么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著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慟，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里……”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二十余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涌，心里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我給他開一份工資，由他來照顧哥哥，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終于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但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時，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家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面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只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里的長椅上，我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只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臥。而在我們對面，另一張長椅上坐著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志、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上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著樹杈削成的拐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么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么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著我苦笑。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著他，像呆望著另一個自己的化身。哥哥起身將塑料盒扔入垃圾桶，復坐下后，看著一只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么事？”我的心還在疼著。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來，那一種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著。他顯然也一直在盼著。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頭發幾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幾顆了，背駝了，走路極慢了，比許多六十八九歲的人老多了。而他當年，可是一個一身書卷氣、儒雅清秀的青年，從高中到大學，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視自己的老了，對哥哥的迅速老去，卻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幾分慌恐、恓惶，正如當年從心理上排斥父親和母親無可奈何地老去一樣。
“你忘了嗎？”哥哥又問，目光遲滯地望著我。我趕緊說：“沒忘，哥，你還要再耐心等上兩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賴地笑了，話說得極自信。隨后，眼望向了遠處。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鐘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倒也別有一種圓滿滋味在心頭。對于絕大多數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責任而已。參透此諦，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對面的大娘問：“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長。”話一出口，自窘起來。現實生活中，誰還說“兄長”二字啊！大娘耳背，轉臉問大爺：“是他什么人？”大爺大聲沖她耳語：“是他老哥！”我問大娘：“你們看望的是什么人啊？”
她說：“我兒子。”看兒子一眼，她又說：“兒子，慢點兒吃，別噎著。”
大爺說：“為了給他續上住院費，我們把房子賣了。沒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們的兒子津津有味地吃著，似乎老父親老母親的話，他一句也沒聽到。
我心接著一疼。這一次，疼得格外銳利。
我聯想到了電視新聞報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潰了毅忍力的母親，絕望之下毒死了兩個一出生便嚴重智障的女兒；也聯想到了電影前輩秦怡在接受采訪時講述的實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兒子一犯病往往劈頭蓋臉地打她……
中國境內，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個有稿費收入的小說家，或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啊！
我又暗自祈禱了：上帝啊，人間有些責任，哪怕是最理所當然之親情責任，亦絕非每一個家庭只靠倫理情懷便承擔得了的！您眷顧他們吧，您拯救他們吧……
這一次，在我意識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們的國……
我的父母·我的小學·我的中學
我的父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人家眾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俄式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就聽慣了教堂的鐘聲。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成溫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因生活所迫，隨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筑工人。他轉折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余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個中國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豐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一九五六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后，與父親團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見我們捧著一本什么小說看，他就生氣。看“閑書”是他這位父親無法忍受的“壞毛病”。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里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糊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新中國成立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親與父親不大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于社會的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父親是將“過日子”的每一樣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看得很貴重的。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面。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母親從外祖父那里知道了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于將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么戲劇什么故事，只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有些戲中的臺詞唱段，幾乎能只字不差地復述。母親善于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彩。我從五六歲開始，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將”“岳家將”“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講悲劇故事，“秦香蓮”“風波亭”“楊繼業碰碑”“趙氏孤兒”“陳州放糧”“王寶釧困守寒窯”“三勘蝴蝶夢”“釣金龜”“**織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
我于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間里流溢濃重的主觀感**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我認為，文學對于一個作家兒童時代的心靈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一個作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創作風格起著“先天”的、潛意識的作用。
母親在我們小時候給我們講故事，當然絕非想要把我們都培養成為作家；而僅靠聽故事一個兒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學道路。
我們所住的那個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們窮，因為窮而在那個大院中受著種種歧視。父親遠在大西北，因為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而受著種種欺辱。我們是那個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親用故事將我們吸引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們在大院里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時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內心深處的種種愁苦。
這樣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電燈垂得很低，母親一邊在燈下給我們縫補衣服，一邊用凄婉的語調講著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們幾個孩子，趴在被窩里，露出腦袋，瞪大眼睛凝神諦聽，講到可悲處，母親與我們唏噓一片。
如果誰認為一個人沒有導師就不可能走上文學道路的話，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一位導師，是母親。我始終認為這是我的幸運。
如果我認為我的母親是我文學上的第一位導師不過分，那么也可以說我的小學語文老師是我文學上的第二位導師。假若在我的生活中沒有過她們，我今天也許不會成為作家。
我的小學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么今天還要穿這么臟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么臟？”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污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了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干凈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后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復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干凈。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干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干干凈凈，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虱子呢！”
我認為，對于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的兒女，他們都并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涌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只手，將我帶到教員室。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學校后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里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吁吁。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文化將來夠干什么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腔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里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什么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后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后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于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于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并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并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么書？”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有意思。”“看過幾遍了？”“兩遍。”“能講下來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課后，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后，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里，就講述到哪里。”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于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后，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里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得以當眾展示，并且被羨慕，并且受到夸獎，他心里自然充滿驕傲。
以后，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靈活教學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展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后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后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后，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斗。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斗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么喜愛你就行！”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她。
不久之后，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并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二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于肥大就是過于短小，不僅破，而且臟，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污。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里的唯一的一個朋友。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豎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從聽故事到講故事。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發。語文教員室里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不知道？”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發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面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發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了。
我并未生她的氣。隨后她又拿起她的臉盆，領我到鍋爐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熱水，兌成一盆溫水，給我洗頭，洗了三遍。只有母親才如此認真地給我洗過頭。我的眼淚一滴滴落在臉盆里。她給我洗好頭，再次把我領回教員室，脫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無法洗掉的污跡。她身材嬌小，毛坎肩是綠色的，套在我身上盡管不倫不類，卻并不顯得肥大。教員室里的另外幾位老師，瞅著我和她，一個個搖頭不止，忍俊不禁。她說：“走吧，現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們班級去了！”她帶我走進我們班級的教室后，同學們頓時哄笑起來。大冬天的，我竟剃了個禿頭，棉衣外還罩了件綠坎肩，模樣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氣了，嚴厲地喝問我的同學們：“你們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個同學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恥的行為！如果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誰再敢哄笑我就把誰趕出教室！”
這話她一定是隨口而出的，絕不會有任何針對我的班主任老師的意思。我看到班主任老師的臉一下子拉長。班主任老師也對同學們呵斥：“不許笑！這又不是耍猴！”班主任老師的話，更加使我感到被當眾侮辱，而且我聽出來了，班主任老師的話中，分明包含著針對語文老師的不滿成分。語文老師聽沒聽出來，我無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臉上的表情有什么變化。她對班主任老師說：“曲老師，就讓梁紹生上課吧！”班主任老師拖長語調回答：“你對他這么盡心盡意，我還有什么話可說？”
市教育局衛生檢查團到我們班檢查衛生時，沒因為我們班有我這樣一個剃了禿頭，棉襖外套件綠色毛坎肩的學生而在我們教室門上貼一面黃旗或黑旗。他們只是覺得我滑稽古怪，惹他們發笑而已……
從那時起直至我小學畢業，我們班主任老師和語文老師的關系一直不融洽。我知道這一點，我們班級的所有同學也都知道這一點，而這一點似乎完全是由于我這個學生導致的。幾年來，我在一位關心我的老師和一位討厭我的老師之間，處處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力不勝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碼的角色。扮演這種角色，對于一個小學生的心理，無異于扭曲，對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響，使我如今不可救藥地成了——一個憂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銘記語文老師對我的教誨，學習努力起來，成績漸好。
班主任老師卻不知為什么對我愈發冷漠無情了。
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語文和算術破天荒地拿了“雙百”，而且《中國少年報》選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廣播電臺“紅領巾”節目也廣播了我的一篇作文，還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寫在兒童電影院的宣傳欄上。同學對我刮目相看了，許多老師也對我和藹可親了。
校長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表揚了我的語文老師，充分肯定了在我這個一度被視為壞學生的轉變和進步過程中，她所付出的種種心血，號召全校老師向她那樣對每一個學生樹立起高度的責任感。
受到表揚有時對一個人不是好事。
在她沒有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前，許多師生都公認，我的“轉變和進步”，與她對我的教育是分不開的。而在她受到校長的表揚之后，某些老師竟認為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了。“文革”期間，有一張攻擊她的大字報，赫赫醒目的標題即是——“看機會主義者××是怎樣在教育戰線進行投機和沽名釣譽的！”
而我們班的幾乎所有同學，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證據，斷定我那三篇給自己帶來榮譽的作文，是語文老師替我寫的。于是流言傳播，鬧得全校沸沸揚揚。
四年級二班的梁紹生，
是個逃學精，
老師替他寫作文，
《少年報》上登，
真該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學，還編了這樣的順口溜，在我上學和放學的路上，包圍著我譏罵。班主任老師目睹過我被凌辱的情形，沒有制止。
班主任老師對我冷漠無情到了視而不見的地步。她教算術，在她講課時，連掃也不掃我一眼了。她提問或者叫同學在黑板上解答算術題時，無論我將手舉得多高，都無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課堂上，同學們做題，她坐在講桌前批改作業本。教室里靜悄悄的。“梁紹生！”她突然大聲叫我的名字。我嚇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來。全體同學都停了筆。“到前邊來！”班主任老師的語調中隱含著一股火氣。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講桌前。
“作業為什么沒寫完？”
“寫完了。”
“當面撒謊！你明明沒寫完！”
“我寫完了，中間空了一頁。”
我的作業本中夾著印廢了的一頁，破了許多小洞，我寫作業時隨手翻過去了，寫完作業后卻忘了扯下來。我低聲下氣地向她承認是我的過錯。她不說什么，翻過那一頁，下一頁竟仍是空頁。我萬沒想到我寫作業時翻得匆忙，會連空兩頁。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謊！撒謊！當面撒謊！你明明是沒有完成作業！”我默默地翻過了第二頁空頁，作業本上展現出了我接著做完的作業。她的臉倏地紅了：“你為什么連空兩頁？！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頭，訥訥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這個用意！你別以為你現在是個出了名的學生了，還有一位在學校里紅得發紫的老師護著你，托著你，拼命往高處抬舉你，我就不敢批評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學鑒定還得我寫呢！”
我被徹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語文老師！我愛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親近的人！我覺得她像我的母親一樣，我內心里是視她為我的第二個母親的！
我突然抓起了講臺桌上的紅墨水瓶。班主任以為我要打在她臉上，吃驚地遠遠躲開我，喝道：“梁紹生，你要干什么？！”我并不想將墨水瓶打在她臉上，我只是想讓她知道，我是一個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是會憤怒的！我將墨水瓶使勁摔到墻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墻壁上出現了一片“血”跡！我接著又將粉筆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筆盡斷，四處滾去。教室里長久的一陣鴉雀無聲，直至下課鈴響。那天放學后，我在學校大門外守候著語文老師回家。她走出學校時，我叫了她一聲。她奇怪地問：“你怎么不回家？在這里干什么？”我垂下頭去，低聲說：“我要跟您走一段路。”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說：“好吧，我們一塊兒走。”我們便默默地向前走。她忽然問：“你有什么事要告訴我吧？”我說：“老師，我想轉學。”她站住，看著我，又問：“為什么？”我說：“我不喜歡我們班級！在我們班級我沒有朋友，曲老師討厭我！要不請求您把我調到您當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說著想哭。“那怎么行？不行！”她語氣非常堅決，“以后你再也不許提這樣的請求！”我也非常堅決地說：“那我就只有轉學了！”眼淚涌出了眼眶。
她說：“我不許你轉學。”我覺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說：“別跑。你感到孤獨是不是？老師也常常感到孤獨啊！你的孤獨是窮困帶來的，老師的孤獨……是另外的原因帶來的。你轉到其他學校也許照樣會感到孤獨的。我們一個孤獨的老師和一個孤獨的學生不是更應該在一所學校里嗎？轉學后你肯定會想念老師，老師也肯定會想念你的。孤獨對一個人不見得是壞事……這一點你以后會明白的。再說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應該主動去接近同學們，而不應該對所有的同學都充滿敵意，懷疑所有的同學心里都想欺負你……”
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這篇紀實性的文字中，表達我對她虔誠的懷念。
教育的社會使命之一，就是應首先在學校中掃除嫌貧諂富媚權的心態！
而嫌貧諂富，在我們這個國家，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學、中學乃至大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為我小學畢業后，接著進入了中學，而后又進入過大學，所以我有理由這么認為。
我詛咒這種現象！鄙視這種現象！
我的中學
我的中學時代是我真正開始接受文學作品熏陶的時代。比較起來，我中學以后所讀的文學作品，還抵不上我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下鄉前這五年內所讀過的文學作品多。
在小學五六年級，我已讀過了許多長篇小說。我讀的第一部中國長篇小說是《戰斗的青春》；讀的第一部外國長篇小說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而在中學我開始知道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外國偉大作家的名字，并開始喜愛上了他們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幾處引用了希臘傳說中的典故，某些評論家們頗有異議，認為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范圍。我承認我在引用時，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作怪。但說“超出”了一個中學生的閱讀范圍，證明這樣的評論家根本不了解中學生，起碼不了解六十年代的中學生。
我的中學母校是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一所普通的中學。在我的同學中，讀長篇小說根本不是什么新鮮事。不分男女同學，大多數都喜歡讀長篇小說。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讀。一個同學借到或者買到一本好小說，首先會在幾個親密的同學之間傳看。傳看的圈子往往無法限制，有時擴大到幾乎全班。
外國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評論家之間曾經有過下面的有趣而睿智的談話：
作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天才的評論家。
評論家：最近我結識了一位很天才的作家。
作家：他叫什么名字？
評論家：青年。你結識的那位天才的評論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遠是文學的最真摯的朋友，中學時代正是人的嶄新的青年時代。他們通過擁抱文學來擁抱生活，他們是最容易被文學作品感動的最廣大的讀者群。今天我們如果進行一次有意義的社會調查，結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學時代能夠讀到不少真正的文學作品，還應當感謝我的母親。母親那時已被鐵路上解雇，在一個加工棉膠鞋鞋幫的條件低劣的小工廠工作，每月可掙三十幾元錢貼補家用。
我們渴望讀書。只要是為了買書，母親給我們錢時從未猶豫過。母親沒有錢，就向鄰居借。
家中沒有書架，也沒有擺書架的地方。母親為我們騰出一只舊木箱，我們買的書，包上書皮兒，看過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獲得買書特權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愛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面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不自覺地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我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哥哥起的作用，不亞于母親和我的小學語文老師起的作用。
六十年代的教學，比今天更體現對學生素養的普遍重視。哥哥高中讀的已不是“語文”課本，而是“文學”課本。
哥哥的“文學”課本，便成了我常常閱讀的“文學”書籍。有一次哥哥上課竟找不到課本了，因為我頭一天晚上從哥哥的書包里翻出來看沒有放回去。
一冊高中生的“文學”課本，其文學內容之豐富，絕不比現在的一本什么文學刊物差，甚至要比現在的某些文學刊物的內容更豐富，水平更優秀。收入高中“文學”課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的章節。古今中外的詩歌、散文、小說、雜文，無所偏廢。“岳飛槍挑小梁王”“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魯迅、郁達夫、茅盾、葉圣陶的小說，郭沫若的詞，聞一多、拜倫、雪萊、裴多菲的詩，馬克·吐溫、歐·亨利、高爾基的小說……貨真價實的一冊綜合性文學刊物。
那時的高中“文學”課多么好！
我相信，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數課的，有不愿上物理課、化學課、政治課的，但如果誰不愿上“文學”課則太難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當過小學老師和中學老師，教過語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讓我這樣的老師根本不愿拿起來，遠不如“掃盲運動”中的工農課本。
當年，哥哥讀過的“文學”課本，我都一冊冊保存起來，成了我的首批“文學”藏書。哥哥還很舍不得將它們給予我呢！
哥哥無形中取代了母親家庭“故事員”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課，便捧起“文學”課本，為我們朗讀，我們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啟發我們。
一個高中生朗讀的“文學”，比一位沒有文化的母親講的故事當然更是文學的“享受”。某些我曾聽母親講過的故事，如“**織女”“天仙配”“白蛇傳”，由哥哥照著課本一句句朗讀給我們聽，產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從母親口中，我是聽不到哥哥從高中“文學”課本讀出來的那些文學詞句的。我從母親那里獲得的是“口頭文學”的熏陶，我從哥哥那里獲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學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學”教科書的編者們！
哥哥還經常從他的高中同學們手中將一些書借回家里來看。他和他的幾名要好的男女同學還組成了一個“閱讀小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爾濱一中，是重點學校。在他們這些重點學校的喜愛文學的高中生之間，閱讀外國名著蔚然成風。他們那個“閱讀小組”還有一張大家公用的哈爾濱圖書館的借書證。
哥哥每次借的書，我都請求他看完后遲還幾天，讓我也能看。哥哥一向滿足我的愿望。
可以說我是從大量閱讀外國作品開始真正接觸文學的。我受哥哥的影響，非常崇拜蘇俄文學，至今認為蘇俄文學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當代蘇聯文學不但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在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方面，也比我們捷足先登。當代蘇聯文學可以明顯地看到現實主義和現代派文學的有機結合。蘇聯電影在這方面進行了更為成功的實踐。
回顧我所走過的道路，連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蘇俄文學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文字上則接近翻譯體小說。后來才在創作實踐中漸漸意識到自己中華民族文學語言的基本功很弱，才開始注重對中國小說的閱讀，才開始在實踐中補習中國傳統小說這一課。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書，看哥哥借到的書，小人書鋪是中學時代的“極樂園”。
那時我們家已從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婦們新搬到一地，首先關心附近有幾家商店一樣，我首先尋找的是附近有沒有小人書鋪。令我感到慶幸的是，那一帶的小人書鋪真不少。
從我們家搬到光仁街后到我下鄉前，我幾乎將那一帶小人書鋪中我認為好的小人書看遍了。
我看小人書，懷著這樣的心理：自己閱讀長篇小說時頭腦中想象出來的人物是否和小人書上畫出來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興。二者相差甚遠，我則重新細讀某部長篇小說，想要弄明白個所以然。有些長篇小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讀過兩遍的。
談到讀長篇，我想到了《紅旗譜》，我認為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優秀的長篇小說。由《紅旗譜》我又想起兩件事。
我買《紅旗譜》，只有向母親要錢。為了要錢才去母親做活的那個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
那個街道小工廠，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仿佛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臺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空間里氈絨彌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無法打開，空氣不流通，悶得使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彼此說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得不直腰，不抬頭，熱得汗流浹背。
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竟只穿著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門口，用目光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在這些女人中，哪一個是我的母親。
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向他說出了母親的名字。
我這才發現，最里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八百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低頭垂向縫紉機，正做活。
我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媽……”
母親沒聽見。
我又叫了一聲。
母親仍未聽見。
“媽！”我喊起來。
母親終于抬起了頭。
母親瘦削而憔悴的臉，被口罩遮住三分之二。口罩已濕了，一層氈絨附著在上面，使它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親的頭發上、衣服上也落滿了氈絨，母親整個人都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這個角落更缺少光線，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百度的燈泡，懸吊在縫紉機上方，向窒悶的空間繼續散熱，一股蒸騰的熱氣頓時包圍了我。縫紉機板上水淋淋的，是母親滴落的汗。母親的眼病常年不愈，紅紅的眼瞼夾著黑白混濁的眼睛，目光呆滯地望著我，問：“你到這里來干什么？找媽有事？”
“媽，給我兩元錢……”我本不想再開口要錢。親眼看到母親是這樣掙錢的，我心里難受極了。可不想說的話，說了，我追悔莫及。
“買什么？”
“買書……”
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
我猶豫地伸手接過。
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止做活，看著我問：“買什么書啊？這么貴！”
我說：“買一本長篇。”
“什么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元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元，你媽這兩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別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閑書看嗎？你也太順他意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
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的么！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蹬縫紉機。
那女人獨自嘆道：“唉，這老婆子，哪一天非為了兒女們累死在縫紉機旁！……”
我心里內疚極了，一轉身跑出去。
我沒有用母親給我那兩元錢買《紅旗譜》。
幾天前母親生了一場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頭，卻沒舍得花錢給自己買。
我就用那兩元錢，幾乎跑遍了道里區的大小食品商店，終于買到了一聽山楂罐頭，剩下的錢，一分也沒花。母親下班后，發現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頭，沉下臉問：“誰買的？”我說：“媽，我買的。用你給我那兩元錢為你買的。”說著將剩下的錢從兜里掏出來也放在桌上。“誰叫你這么做的？”母親生氣了。我訥訥地說：“誰也沒叫我這么做，是我自己……媽，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錢買書了！……”“你向媽要錢買書媽不給過你嗎？那你為什么還說這種話？一聽罐頭，媽吃不吃又能怎么樣呢？還不如你買本書，將來也能保存給你弟弟們看……”“我……媽，你別去做活了吧！……”我撲在母親懷里，哭了。母親變得格外慈愛。她撫摸著我的頭發，許久又說：“媽媽不去做活，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點錢，日子沒法過啊……”
《紅旗譜》這本書沒買，我心里總覺得是一個很大愿望沒實現。那時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書，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書。我的同學中就有出租過小人書的。一天少可得兩三毛錢，多可得四五毛錢，再買新書，以此法漸漸增多自己的小人書。
一個星期天，我將自己的全部小人書背著母親用塊舊塑料布包上，帶著偷偷溜出家門，來到火車站。在站前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下，鋪開塑料布，擺好小人書，坐一旁期待。
火車站是租小人書的好地方。我的書攤前漸漸圍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車或轉車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幾個租過小人書的同學，先收錢。我不按小人書的頁數決定收幾分錢，厚薄一律二分。我預想周到，帶了一截粉筆，畫線為“界”。要求看書者們必須在“界”內，我自己在“界”外。這既有利于他們，也方便于我。他們可以坐在紀念碑臺階上，我盤腿坐在他們對面，精力集中地注意他們，防止誰貪小便宜將我的書揣入衣兜。看完了的，才許跨出“界”外，一手還書，一手交錢。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興隆，心中無比喜悅。
“喂，起來，起來！”背后一個聲音忽然對我吆喝，一只皮鞋同時踢我屁股。我站起來，轉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你們，把書都放下！”戴著白手套的手，朝那些看書的人指。人們紛紛站起，將書扔在塑料布上，掃興離去。治安警察命令：“把書包起來。”我情知不妙，一聲不敢吭，趕緊用塑料布將書包起來，抱在懷里。那治安警察將它一把從我懷中奪過去，邁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他一甩胳膊掙脫我的手，“沒收了！”“你憑什么沒收我的書呀？”“憑什么？”他指指寫有“治安”二字的袖標，“就憑這個！這里不許出租小人書你知道不知道？”“我……我不知道，我今后再也不到這兒來出租小人書了！……”我央求他，快急哭了。“那么說你今后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今后哪兒也不去出租了，你還給我，還給我吧！……”“一本不還！”
那個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說罷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我哇的一聲哭了，我追上他，哭哭啼啼，由央求而哀求。他被我糾纏火了，厲聲喝道：“再跟著我，連你也扯到派出所去！”我害怕了，不敢繼續哀求，眼睜睜看著他揚長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種絕望的心情，猶如破了產的大富翁。
經過霽虹橋時，真想從橋上跳下去。
回到家里，我越想越傷心，又大哭了一場，哭得弟弟妹妹們莫名其妙。母親為了多掙幾元錢，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問我為什么哭，我不說。哥哥以為我不過受了點別人的欺負，未理睬我，到學校參加什么活動去了。
母親那天下班挺晚。母親回到家里，見我躺在炕上，坐到炕邊問我怎么了。
我因為我那六七十本小人書全部被沒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個“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經迷上了這個“世界”的呀！我流著淚，用嘶啞的聲音告訴母親，我的小人書是怎樣在火車站被一個治安警察沒收的。母親緩緩站起，無言地離開了我。我迷迷糊糊睡著了，夢中從那個治安警察手中奪回了我全部的小人書。我迷迷糊糊睡了兩個多小時，由于嗓子焦灼才醒過來。窗外，天黑了，屋里拉亮了燈。
我一睜開眼睛，首先發現的，竟是我包小人書的那個塑料布包！我驚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開塑料布，內中包的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書！
外屋，傳來嘭、嘭、嘭的響聲，是母親在用鐵絲拍子拍打帶回家里的氈團。母親每天都必得帶回家十幾斤氈團，拍打松軟了，以備第二天絮鞋幫用。
“媽！……”我用沙啞的聲音叫母親。母親聞聲走進屋里。我不禁喜笑顏開，問：“媽，是你要回來的吧？”母親“嗯”了一聲，說：“記著，今后不許你出租小人書！”說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氈團。我心中一時間對母親充滿了感激。母親是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便趕到火車站去的。母親對那個治安警察說了多少好話，是否交了罰款，我沒問過母親，也永遠地不知道了……
三天后的中午，哥哥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要送我一樣禮物，并叫我猜是什么。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窮困，無論母親還是我們幾個孩子，是從不過生日的。我以為哥哥騙我，不猜。哥哥神秘地從書包里取出一本書：“你看！”是《紅旗譜》！
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它更使我高興的生日禮物了！哥哥又從書包里取出了兩本書：“還有呢！”我激動地奪過一看——《播火記》！《紅旗譜》的兩本下部！我當時還不知道《紅旗譜》的下部已經出版。我放下這本，拿起那本，愛不釋手。哥哥說：“是媽叫我給你買的。媽給了我一張五元的錢，我手一松，就連同兩本下部也給你買回來了。”我說：“媽叫你給我買一本，你卻給我買了三本，媽會責備你吧？”哥哥說：“不會的。”我放下書，心情復雜地走出家門，走到胡同口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里面張望，在那個角落，又看到了母親瘦小的身影，背朝著我，俯在縫紉機前。縫紉機左邊，是一大垛軋好的棉膠鞋鞋幫；右邊，是一大堆拍打過的氈團。母親整個人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里對母親說：“媽，我一定愛惜買的每一本書……”卻沒有想到只有將來當一位作家才算對得起母親。至今我仍保持著格外愛惜書的習慣。小時候想買一本書需鼓足勇氣才能夠開口向母親要錢，現在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平日沒時間逛書店，出差到外地，則將逛書店當成逛街市的主要內容。往往出差歸來，外地的什么特產都沒帶回，帶回一捆書，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書店不難買到的。
買書其實莫如借書。借的書，要盡量擠時間早讀完歸還。買的書，卻并不急于閱讀了。雖然如此，依舊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
由于我迷上了文學作品，學習成績大受影響。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勉強對付及格。初一上學期俄語考試得過一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后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歷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是因為像旋轉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也如同寫小說。一篇小說，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只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角度的。所謂粗制濫造，原因概出于此。
初二下學期，我的學習成績令母親和哥哥替我擔憂了，不得不開始限制我讀小說。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恥笑，就暫時中斷了我與文學的“戀愛”。
“文革”風起云涌后，同一天內，我家附近那四個小人書鋪，遭到“紅衛兵”的徹底“掃蕩”。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達街雜貨店買咸菜，見雜貨店隔壁的小人書鋪前，一堆焚書余燼，冒著裊裊青煙。窗子碎了。租小人書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屋里，我常去看小人書，他對我很熟悉。我們隔窗相望一眼，彼此無話可說。我心中對他充滿同情。
“文革”對全社會也是一場“焚書”運動，卻給我個人帶來了更多讀書的機會。我們那條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戶收破爛的。院內一戶，隔街對院一戶，街頭兩戶。
“文革”初期，他們每天都一手推車一手推車地載回來成捆成捆的書刊。我們院子里那戶收破爛的戶前屋內書刊鋪地。收破爛的姓盧，我稱他“盧叔”。他每天一推回書刊來，我是第一個拆捆挑揀的人。書在 “文革”中成了起禍的根源。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將他們的藏書當廢紙賣掉了。而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發國難財”的人。《怎么辦？》《獵人筆記》《白癡》《美國悲劇》《婦女樂園》《白鯨》《堂吉訶德》……一些我原先連書名也沒聽說過的，或在書店里看到了想買而買不起的書，都是從“盧叔”收回來的書堆里尋找到的。尋找到一兩本時，我打聲招呼，就拿走了。尋找到五六本時，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交給“盧叔”一兩毛錢，就算買下來。學校停課，我極少到學校去，在家里讀那些讀也讀不完的書，同時擔起了“家庭主婦”的種種責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時刻，是冬天里，母親下班前，我將“大子”淘下飯鍋的時刻。那時刻，家中很安靜，弟弟妹妹們各自趴在里屋炕上看小人書。我則可以手捧一本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爐前看鍋。“大子”粥起碼兩個小時才能熬熟，兩個小時內可以認認真真地讀幾十頁書。有時書中人物的命運引起我的沉思和聯想，凝視著火光閃耀的爐口，不免出神入化。
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已經有滿滿的一木箱書，我下鄉那一天，將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鋪紙，上面蓋紙，落了鎖。
我把鑰匙交給母親替我保管，對母親說：“媽，別讓任何人開我的書箱啊！這些書可能以后在中國再也不會出版了！”
母親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里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書箱搬出去！”
對較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用寫滿字跡的稿紙鋪墊。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松，是必須一步步進行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自甘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小街啊小街
一
其實，此文題并非初衷。我原本要起的，是“小街無語”或“小街斷想”之類。然而，落筆現字，卻覺意猶未涵。沉思默想，幾經斟酌，仍難確定。于是，只有“啊”。
中國許多城市中的許多小街，早已先后在“城改”中名存實亡。城市舊貌換新顏，乃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成就，造福祉于百姓，其好甚大。對那些簡直就是貧民窟的小街的消失，若竟生什么憑吊似的感慨，除了說明文人的矯情，再并不能說明別的什么。
但我還是很有些感慨。若別人認為便是憑吊，我也無言可辯。
有時想來，每個人的一生，可以由多個方面來劃分階段。比如年齡階段；比如婚前婚后；比如從事這種工作以前從事那種工作以后等等。
然而我的人生，確切地說，我的城市人生，也可以由三條小街來劃分的。其一曰安平街；其二曰光仁街；其三曰健安西路。
我的五十七年的生命，除了下鄉六年，大學三年，在原北京電影制片廠院內的一幢老舊的筒子樓里住過的十一年——總共二十年，另外三十七年，只不過被三條小街全部占有了去。或換一種說法，被三條小街牢牢地拴住了。或再換一種說法，與三條小街發生著命里注定似的人生關系。
人生竟也是如此簡單的一種加法。
我心難免因而愀然。
“啊”，主要是由此而發的。
先說安平街——它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哈爾濱邊角地帶的一條小街。歲月催人老。我竟講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且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不由得不感慨。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哈爾濱的那一處邊角地帶，數條小街曾以“非”字形存在。一條縱向有緩坡的較寬的土路，將分別由安平街、安心街、安寶街、安國街、安順街、安達街等六條小街排列兩旁。我已經記不清那一條土路叫什么路了。更無法確切地說出安平街是它的六小“橫”中的哪一“橫”。
安平街長約五六百步。街路自然也是土路。在當年的哈爾濱的邊角地帶，幾乎一切的街路全都是土路。安平街寬三十余步。無論與南方某些城市里的小街相比，還是與哈爾濱中心區的某些小街相比，它實在算得上是一條夠寬的小街了。這乃因為，居住在那一帶的哈爾濱的先民，其實沒幾戶是中國人家。十之八九是蘇聯“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國的老俄國的僑民，被紅色**所不容的那樣一些老俄國人。蘇聯的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有一段列寧和他的貼身衛士瓦西里的對話是這樣的：
瓦西里：我們起初想把那些地主富農全都殺掉……
列寧：唔？……
瓦西里繼續讀他的農村老鄉寫給他的信：但我們又一想，那樣做太不人道了。我們革命者是應該講人道的。所以我們將他們趕跑了……
列寧：唔？趕到哪里去了？
瓦西里：我們將他們一直押到邊境，趕到別的國家去了……
列寧：對！這樣做很對。這一封信寫得很好啊，很有水平啊！……
列寧所稱贊的，并不是將自己國家的地主富農趕到別的國家去有多么地對、多么地好，而是竟沒有采取一了百了徹底消滅的方式“把那些地主富農全都殺掉”。
而那“別的國家”，主要便是中國。
老俄國的某些貴族們，在“十月革命”之風聲鶴唳之前，便有不少逃亡到了哈爾濱。他們從國內帶出的金銀財寶，足以使他們在當年的哈爾濱繼續過著富有的準貴族的生活。在哈爾濱的道里、道外、南崗三大中心市區，他們興建樓宅，投資商場，依舊活得來勁兒。道里區的所謂“外國頭道街”至“十二道街”，亦即現在成為步行街的“中央大街”及兩旁的街道上一幢挨一幢的美觀的俄式建筑風格的樓房里，所居住的便是他們。至于從老俄國逃亡出來的一些小地主和富農，他們擠不進本國逃亡出來的貴族們在哈爾濱占領了的地盤，便只有在城市邊角地帶重建家園。我想，有些事，他們肯定是共同出資，比較齊心協力地來做的。否則，當年遺留下來的那些街路，斷不會那么寬、那么直、那么平坦。那顯然是經過壓道機反復碾壓過的一些沙土混合而成的街道。路面兩旁有排水溝，溝寬約一米，其上鋪木板。下雨天，人若怕弄臟了鞋，是可以走在排水溝的木板上的。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誰穿的是后跟釘了鐵釘的皮鞋或靴子，走在其上，木板也會發出聲音，挺好聽。在兩道排水溝的內側，無一例外地是圍在各式各樣的窗前的大小花園。俄國人，現在又應該這么稱呼他們了——他們對于家宅的窗，是很講究的。每一扇都具有獨特的審美。尤其早晨，當一扇扇美觀的護窗板對開以后，仿佛一冊冊裝幀精美的書翻開了。俄國人也是喜歡花的，有些花，比如被哈爾濱人叫作“掃帚梅”的一種其莖能長到一人多高的好看的花，據說就是由他們將花籽帶到哈爾濱的。“掃帚梅”開有紅、白、粉三色，是一種根本無須侍弄的花。只要哪一年在哪一處地方曾生長出幾株，那么來年那地方準會開出一片來。它是一種哈爾濱人特別熟悉也特別喜歡的花。
當年那些俄國人的家都是獨門獨院的。有的院子大到如同小學校的操場。依我想來，那些俄國人家大約是逃亡出來的地主吧？他們的院子里甚至有馬棚，有漂亮的帶頂罩的俄式馬車和高大的洋馬匹。而那些院子較小住宅也較小的人家，則大約是從老俄國逃亡出來的富農。富農之所以是農也富，幾乎全靠了比貧農多一些的土地。大抵，他們僅富在農業產品的秋收方面。一旦離開了曾屬于他們的土地，他們往往也就不再富了。富農這一概念和富人的概念是很不同的。估計他們當年沒能從老俄國帶出來多少錢財。老盧布作廢了，他們當年確有些錢也都成了廢紙。所以他們當年不能在哈爾濱過上食積服蓄而又高枕無憂的日子。他們必須為他們的生活做些事情。然而他們是農民出身的人，沒有什么可以賴以掙錢的手藝和技能。于是他們在不甚大的院子里養奶牛、羊，或養兔和鵝。在老俄國爆發“十月革命”的前后，當年中國哈爾濱的那一地帶，基本上是他們那樣一些逃亡到中國的俄國人的居住地，或曰避難所。哈爾濱的那一地帶的人居狀態，實際上是一種俄羅斯的鄉村情形。
黑龍江省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解放了。黑龍江省解放之前，一批俄國人又倉皇地繼續逃亡到外蒙去了。黑龍江省解放之后，在蘇聯的要求之下，也有一批被遣送回他們本國去了。那時，才有些中國人家開始定居在那一地帶。許許多多帶大小院子的俄式房屋由他們的主人賤賣，或由哈爾濱的有關官員監督著進行公開的拍賣。當年買一處獨門獨院的不十分大卻也絕不算小的俄式住房，那價格真是便宜到了今天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程度。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當年，闖關東的人家，借錢也要買下一處家園了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啊。一戶人家買不起一處宅院，便幾戶人家合著將這買下來。原先認識不認識，已經變得不重要。便宜到什么程度才是下決心的前提。更有那富人家，趁機廣置房產，租給終究還是買不起住房的窮人家。
及至我兩三歲時，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前后，哈爾濱的那一地帶，人家已經變得相當稠密了。從前一戶俄國人住的院子，至少已經住著兩三戶中國人家了。有的房屋多的大院子，甚至住著十一二戶人家。街名，也是在那一時期取定的。
兩三歲的我開始記事了。我的家住在安平街十三號。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大院，包括我家在內住著八九戶闖關東來到哈爾濱的人家，皆是山東各縣的人家。整個院子是由一戶人家買下的，鄰居們都是租戶。我家住著院子最里邊的一處小房屋，兩間。大間十五六平，小間十一二平。還有一個五六平的護門小屋，哈爾濱人叫“門斗”。雖是俄式房屋，但畢竟相當老舊了。當年我家五口人：父親，母親，哥哥，我，和剛出生的三弟。
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家的一段相對幸福的日子。父親才三十幾歲，身體強壯；哥哥學習很好，特別懂事又特別有禮貌；母親呢，她是那么勤勞，征得了房東的同意，居然在自家屋后養了兩頭豬。
安平街上，依然有幾戶俄國人家住著。安平街上的俄國教堂，每天早晨依然會有大鐘敲響。教堂的院子與我家所住的那個院子，僅僅由一道木板障子隔著。兩個院子都是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
在我的記憶中，每天早晨大鐘敲響以前，先是遠近雄雞的啼鳴，大鐘敲響以后，該聽到一串串的俄語。或男人的聲音，或女人的聲音。那幾戶俄國人家，要趁早遛遛他們養的奶牛或羊。就像如今養寵物狗的人家遛狗那樣。他們的牛羊如果不每天走走，大約是會被圈出病來的。他們倒也比較懂得公德，帶著撮子和鏟子，會將牛羊糞干干凈凈地鏟起來。如果他們不那樣，街道組長便會找上門去，嚴肅地批評他們。街道組長的批評對于中國人家并不是一件值得不安的事，有時不服，與之頂撞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對于那幾戶俄國人，街道組長的批評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事，他們往往顯出誠惶誠恐的樣子。總之樣子肯定是那么一種樣子，內心如何則就不得而知了。他們在中國住久了，聽和說中國話，都已基本不成問題。套用今天我們中國學生英語考級來比喻，說他們都差不多具備四級漢語的聽說水平，大概不算是夸張。
六點到六點半時，如果是夏天，如果那時我醒了，可以聽到院子里的大人們在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招呼的男人，大抵又同時在家門前漱口、洗臉。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有一張簡陋的長凳，或者一塊被磚石墊高的長木板。它的功用就是專為放臉盆供全家人在外邊洗臉的。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往往也會坐著它把腳都洗了……
七點到七點半之間，院子里和街上便會接連不斷地響起自行車清脆的鈴聲——那是家家戶戶的男人們上班去了。哈爾濱的這一地帶當年沒有工廠，男人們都要到別的區域去上班。當年公共交通路線也沒有通到這一地帶，自行車對于男人們是必不可少的。當年國產的自行車或許還沒生產出來，他們騎的皆是二手的外國牌子的自行車。日本造、俄國造或德國造。那是外國人倉皇而去之前賣給中國人的，據說有時便宜到了和一件舊衣服的價格差不多。男人們很在乎他們的車鈴響得清脆不，那似乎意味著體現他們陽剛之氣的一部分。
父親們上班去了以后，院子里隨之出現是學生了的孩子們的身影。他們在上學之前須將家里的尿盆倒了，那通常是他們的家庭義務。等他們也上學去了，女人們才終于有空從家里走出到院子里。街上的每個院子里自然都會有一處公共廁所。女人們一出家門，往往的，徑直便向廁所走去。她們便在那時相互說些話，無非是“上班的打發走了嗎？”或“全家都吃過嗎？”——倘廁所里有人，兩個女人便會在廁所外繼續說話。廁所里的人一出來，兩個等著的女人之間還會互相禮讓一番……
“你先。你家有老人。”
“你先嘛，你家不是活多嘛！”
如今回憶起來，那情形是很好笑的。
而幾分鐘以后，便有胖胖的俄國“瑪達姆”推著小車逐院賣牛奶了。有時，賣牛奶的也會是一個漂亮的俄國姑娘。我們的母親們，往往會一起逼著漂亮的俄國姑娘唱歌跳舞。都說，否則不買牛奶。那是她們的一樂。俄國姑娘只得唱和舞，而孩子們一聽到歌聲，便爭先恐后地跑出家門圍著看。那是我們孩子最初的文娛欣賞。
一個多小時以后，也就是上午九點鐘左右，院子里也罷，街上也罷，歸于平靜。
那一種平靜，是今天的城里人所無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里人所夢想奢望的。尤其街上，不但平靜到沒有任何聲音，也會很長時間不見一個人影。
盡管人口密度已經大大地增加了，但相比于今天的城市，同樣范圍內的人口，那也還是少得多。
確乎的，當年哈爾濱的那一地帶，雖然屬于城市的一個地帶，但是卻更像鄉村，所謂都市里的鄉村。中國都市里的俄國特征顯然的鄉村。
如今我一回憶起安平街，似乎還能聞到那一條小街的氣息——家家戶戶臨街的窗前那些小花園里各種花粉的氣息；從某些人家的木障子后邊將丫杈探向街上的榆樹的氣息；俄國人住的院子里散發出來的料草的氣息；牛糞、羊糞那一種潮濕的中藥般的氣息；還有泥土本身的氣息……
如果是在雨后，一切氣息混合了，時濃時淡的，細細地嗅聞，竟有點兒甜似的。即使是住在安平街上的一個瞎子，僅憑那氣息，也會知道自己是走在安平街上的。比之于其他幾條安字頭的街道，安平街是格外具有氣息的一條街。因為一處東正教堂在這一條街上；因為這一條街上臨街的花園多，幾乎無窗不臨花園；還因為這一條街上始終住著幾戶俄國人，他們也始終養著牛、羊和馬……
我在安平街上度過的學齡前的童年時期，乃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期。家里的生活盡管清貧，但在那個年代，無論大人還是孩子，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是極低極低的。這樣的人類自然是容易快樂的。我的回憶使我至今相信——如果說人類的不快樂有三分之二是由于清貧所致，那么也許有三分之一恰恰是由于對享受式的生活太過奢望而自造自加的煩惱吧？
我上小學以后，安平街幾乎可以說是迅速地變成了一條老朽的街。另外幾條安字頭的街，亦是如此。首先是因為人口密度迅猛增加，這兒那兒，自建的小屋滿目皆是了。它們占據了街道，街道變窄了。花園的面積是可以私下里成交賣錢的，所以街兩旁的小花園也幾乎全都不見了。街道兩側排雨水的水溝，成了眾多人家傾倒泔水甚至屎盆尿盆的地方。人口密度迅猛增加了，街上卻還沒有蓋起一處公共廁所。變窄了的街路，每年都向溝里塌土，有些溝就被泥土填滿了。一到雨季，街路整段整段地被雨水終日浸泡，變得泥濘不堪了。而那些俄式的房子，斯時存在于中國地面上的歲月，大抵都有四五十年那么長久了。它們又普遍是些鐵皮頂板泥土結構的房子，每年都需進行維修的。它們的主人變換成清貧的中國人以后，又大抵是維修不起的……
在我讀小學五年級時，最后的幾戶俄國人也被遣送回國了。教堂歸公了。公家也不知該如何利用它的房屋和院子，所以任房屋閑置著，院子荒蕪著，教堂鐘樓上的鐘，就再也沒被人敲響過……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安平街上興建一座鐵絲廠。教堂被拆除了。我們那個大院里的人家全都成了動遷戶，先后搬走了，最后僅剩我家和隔壁的陳大娘家了。
院子是沒有了。
那廠房蓋蓋停停，三年還沒有完工。我家和陳家的房子，被建筑工地的垃圾堆四面包圍，連條通向街上的路都沒有了。那幾年的夏季雨多，工地上到處挖地基坑，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大水坑。坑里的水無處排流，連我家和陳家的屋里都滲出一尺多深的水來了……
廠方原本是想節省兩處房子，不動遷我家和陳家的。陳大娘的丈夫早已去世，只她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而我父親，當年已到四川工作去了。“把我們兩家的家院搞成了這樣，卻還不打算動遷我們，這明明是欺負我們兩家沒有和他們進行理論的男子呀！”好性情的母親終于忍無可忍，生氣了。生氣了的母親，在一個月里，代表陳大娘家，找了三次市委……
二
光仁街是一條寬僅七步半的小街。是的。寬，僅七步半。而且，是以一個少年的步子來踱量的。倘它不叫“街”，叫什么什么胡同，那就不能算窄了。但它明明是叫一條街。我和母親第一次出現在那條街上時，母親站在街的中央，左右扭頭望望，踟躕不前地說：“這條街，太窄了。”于是我就默默地邁步來丈量它，之后告訴母親：“七步半。”我的意思是——七步半呢，不窄了。但我卻希望母親并不那么覺得。我已經陪著母親看過好幾處地方的房子了。顯然，鐵絲廠的人認為，如果給我們家這樣一戶動遷戶安排了一處說得過去的房子，那他們就太吃虧了，也太讓我家占便宜了。所以我們去看過的房子，不是緊挨著骯臟的街頭廁所，就是由鐵道線邊上的一些臨時工棚馬馬虎虎改造的。終于看中了一處房子，母親又主動讓給陳大娘家了。母親這樣做，我和哥哥也都是支持的。陳大娘對于我有如第二位母親，我愿一輩子含辛茹苦的陳大娘晚年能住上較像樣子的房子。然而我早已滿腹怨言了。因為幫母親拿這等大主意的本該是哥哥，可哥哥是中學里的學生干部，沒時間，所以母親只有每次拉上我給她做參謀。可我才是一名小學生，并不能實際地起到參謀的作用。在我看來，每一處住房都是我們全家應該立刻搬去住的，哪怕后窗對著廁所的門，哪怕一天要聽無數次載貨列車過往的噪音。因為我們的家早已不像是人家了，而更像一處被建筑垃圾包圍著的兩棲動物的穴。臭水淹了床腳，泡著爐壁，屋里搭著使人不至站在臭水里的踏板，我家的人可不很像水陸兩棲的動物嘛！我巴不得能早一天離開那樣的穴。
然而母親終究是一位母親。肯定的，在她想來，那也許是她為全家選擇一處住房的唯一一次機會，而且也將會是她這一輩子的最后一處家。她企圖為我們全家人考慮得周到一些是理所當然的。
“兒子你看，那兒更窄了，街兩邊的人都開了窗可以隔街聊天了！”
母親對光仁街表達著不中自己意愿的看法。
我反駁道：“那又有什么不好？”
母親又說：“咱們從前的安平街多寬啊！”
我光火了，氣不打一處來地搶白她：“安平街是咱們的嗎？它再寬那也是從前！”
母親瞪我一眼，不理我了，徑自慢慢地往前走去，邊走邊左看右看的。分明的，街兩旁低矮的東倒西歪的房屋，給她留下的是極其糟糕的印象。
然而光仁街十三號，卻是一個不小的院子。院中的房子倒也齊整，起碼不東倒西歪的。外墻都刷了白灰，窗框門框都刷了綠油。那樣的房子，在我眼里，簡直夠得上美觀了。
母親臉上終于露出了滿意的表情。
她問我：“你覺得這個院子怎么樣？”
我說：“好！”
母親卻說：“也有一點不好。比街面低不少呢！夏天，街上的雨水肯定會往院子里流的。”
我又生氣地說：“看都搬來好多家了，別人家都不擔心，怎么就你擔心！”母親復瞪我一眼，又不理我了。說那個院子不小，是相對于光仁街而言的。比起我家在安平街住過的那個院子，那還是小多了。院中公有的空地，只有前者的五六分之一。三面是住房，一面是各家各戶的煤棚。有兩扇對開的院門，門旁是公廁。全院只剩一處空房子了——兩間。大間十五米，小間八九米，帶門斗，前后窗。母親在空房子里時，一個女人走出家門，主動和母親打招呼。她家也是安平街上動遷過來的，和母親認識。她說：“要是看中了，趁早搬過來吧，正好咱們兩家成了住一個院子的近鄰。”
母親說：“當家的遠在外省，我得和孩子們商議商議。”
我立刻說：“媽，我同意！”
那女人笑道：“真是你媽的好參謀！”
母親看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還撫摸了我的頭一下……
就這樣，我家從安平街搬到了光仁街。那時已是九月。窮家易搬。廠方出了一輛卡車，僅一車就搬了個一干二凈。我們在新家過的“十一”。里間外間都搭了床，全家六口分兩張床睡，我從沒睡得那么寬綽。母親的心情也從沒那么好過，臉上經常浮現著滿足的微笑。“十一”那天，她還有極好的情緒率領她的四兒一女逛了一次動物園。兩個月后，冬季來臨了。那一年的冬季可真冷啊！正是備戰的年份，據說好煤都由國家儲存起來了，供給居民冬季取暖的只不過是煤粉。不好燒，爐膛里的火總是半燃半熄的，往往連一頓大子粥也不易煮熟。那一個冬季，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全都被凍感冒過。春節的日子里，輪到了我發高燒。然而那樣我也還是在年三十兒那一天晚上將地板刷了一遍。不是刷油，是用刷子蘸肥皂水刷裸紋的地板。終于又住上有地板的房子了，干嗎不將它刷得干干凈凈的呢？發高燒又有什么呢？誰又沒發過高燒呢？
盡管我們的新家凍手凍腳的，然而我們有珍藏的舊年畫用圖釘按在墻上；有母親巧手剪成的拉花懸在天花板上；所有的門兩旁，還貼著哥哥用工整的毛筆字寫的對聯。初一鄰居們相互拜年時，都夸我們的家里最有過春節的氣氛。漫長的冬季總算挨過去了，母親和我們對春天的到來顯出異乎尋常的歡喜。五月份，大地一開始變得松軟，我便向鄰居借了一輛小推車，動員了兩個弟弟，每天一放學就這里那里到處去發現黃土堆，挖掘了一小推車一小推車地往家里推。有時，要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
七月，我小學畢業了。我和兩個弟弟托出了百余塊土坯，并且它們都已經曬得干干的了。八月是我小學階段的最后一次暑假。在這個月份里，我為我家的兩間屋子盤成了兩鋪火炕。炕面和炕墻糊了一層又一層的舊報紙。我是瓦匠的兒子，那些活對我而言并非難事。試燒了幾天，煙路通暢。母親見我們那么能干，一高興，手就松了，居然舍得拿兩塊多錢允許我買了一盒油漆。我極為節省地用光了一盒綠色的油漆，于是兩鋪炕成了綠色的。我在盤火炕時，不小心弄穿了一面墻的墻根。其實也不能怪我不小心，那墻它實在太是一面騙人眼睛的墻了。原來，那院子本是一個加工紙盒的街道小廠。開不下去了，就被鐵絲廠收購了去。把全院的房子草草偽裝了一番，用以應付動遷的人家。我家的房子是最后一套，干那種活的人們更是應付了事，僅僅用些草繩就馬馬虎虎編了一面墻，里外抹上泥，人眼又怎么看得穿呢？我怕母親發現了真相，后悔搬到這個院子里來。趁母親不在家里的半天，把那堵墻根推倒，用剩下的土坯重砌起來。等母親回到家里，我已大功告成。
九月，父親回來探家了。父親對我們的新家也很滿意。新鄰居們的關系相處得特別友好，這令父親對生活產生了滿心懷的感激。他說：“等我退休了，能在這個院子里養老，豈不是我前世修來的福嗎？”他對我盤的兩鋪火炕，也予以了鄭重其事的表揚。他為我家的前后窗都圍起了小院子。我家的房子雖然在全院是最小的，卻因為是最把頭的一套，前后窗前都有理屬我家的空地。母親向街坊要了幾種花，而我趁夜從一所療養院的院子里盜挖了一株檞樹苗。于是我家前窗外有花，后窗外有樹，使鄰居們大為羨慕。
我們這一家的小百姓生活，似乎已開始過出了幾分詩意。對此我的理解，幸福的生活似乎并非夢想了。
但父親臨走時卻大發了一頓脾氣——他不同意哥哥考大學，要求哥哥找工作。可哥哥卻一心渴望上大學，母親暗中支持著哥哥。事情還驚動了校方，哥哥的班主任老師陪同一位副校長來到家里，批評了父親一通。
父親走的那一天，恰是哥哥大學考試的第一天。
哥哥謊說去找工作，沒送父親。
我代表全家將父親送到了火車站。
父親辯解似的對我說：“爸開始老了，實在是沒能力供一名大學生了啊！”
列車一開，我看到父親眼中流下了淚……
我先收到了中學錄取通知書；幾天后哥哥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又過幾天母親被選為街道組長。
我家這一戶新搬到光仁街上才一年的人家，因為母親是街道組長，因為出了一名大學生，成了一戶頗受尊敬的人家。對于哥哥考上大學，我一點兒都不奇怪。那是我預料之中的事。哥哥之善于學習，正如我之善于托坯盤火炕。但母親居然被選成了街道組長，卻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在短短的一年里，她怎么就贏得了幾十戶人家的好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日子里，母親臉上經常浮現著微笑。我看得出來，她特有成就感。
對于我來說，我家的幸福生活，到來得是未免太順利了呀。
那一年的冬季我家溫暖如春。
那一年的春節我把家粉刷了一遍，四壁滾上了好看的花樣。我把我們小小的溫馨的家當成了一個王國。父親遠在外地，哥哥上大學去了。我就是國王。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我們的家施行美化性的改造，母親只偶爾地“垂簾聽政”。倘我不向她伸手要錢，母親從不反對我的任何主張。
當年秋末，哥哥被大學里護送回來了——他患了精神病。
從此我家的生活不再有絲毫的詩性可言，幸福一去不復返。父親和母親，也永遠地失和了。我想，他們可能一直到死，都誰也沒有真正地原諒了誰——父親認為母親支持哥哥考大學是絕對錯誤的；母親則認為，哥哥得了精神病，純粹是由于父親施加給他的心理壓力太大了……
弟弟妹妹們失去了歡樂……
我成了班級里學習成績最差的學生……
又兩年后，我為了替家里掙份錢，無怨無悔地報名下鄉去了。依我想來，要治好哥哥的病，前提是得有錢。只有治好了哥哥的病，母親臉上才會重現微笑；弟弟妹妹們才會重享歡樂；父母才會彼此和解；詩性才會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幸福才會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我那時當然還不明白，精神病是無法根治的。
我下鄉以后，從地理上講，父親離我是更遙遠了。從心理上講，我離父親反倒像是更貼近了。因為我終于也和父親一樣，成了一個能夠掙錢養家的人。而這正是我所夢寐以求的事情。
光仁街十三號，它成為我和父親共同的意識中樞。我和父親每月各自將錢匯往這個地址。我們的目光，從東北邊陲和西區的大山之間，共同關注著光仁街十三號——這個院子里有家啊！
我和父親相見一面更難了。
父親從四川回到哈爾濱的光仁街十三號，竟往往需要六天；而我從北大荒回到光仁街十三號，一路順利，不住店，那也得經歷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
我和父親不容易在同一年的同一個月里請下探親假。我和父親見上一面特別地難了。
在我下鄉的六年多里，光仁街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它的姊妹街光義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也全都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因為那些街道，原本就不曾怎么像過街道的樣子。新中國成立以前，那兒只不過有一處日本兵營、一處日本軍妓館，旁邊是一幢日本軍官們住的二層小樓。那么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的老百姓誰敢在那兒安家呢？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漸有老百姓建家院，從四面八方遷駐到那個被城市荒棄的地方。剛解放的老百姓，盡是一窮二白的老百姓。當初自建的家院有多么簡陋可想而知。那些后來被文化人起了很文化的街名的街道，當初只不過是一種自然形成的家與家、戶與戶、屋與屋、院與院的距離而已……
我上大學那一年，途經哈爾濱，在家里住了兩天。那兩天大雨中雨小雨接連不斷，立體的光仁街籠罩在雨中，平面的光仁街浸泡在水里，像一只不知被雨水從哪兒沖過來卻又被什么東西掛住了的破鞋子。
不少人家的房屋倒塌了。
我家也塌了一面墻。
我走時，哭了……
“文革”后，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成家了；父親退休了；起先住五六口人的家，東接出幾米，西蓋出幾米，成了四個家庭三代人共同擁有的一個陰暗潮濕的半地上半地下的窩。我自然是經常想家的。然而，一旦批下了探親假，我又往往會愁眉不展。回到家里，可叫我睡哪兒呢？跟誰睡在一起呢？直到一九九六年，所有那些“光”字頭的街道，才由市政府整合了各方面的資金，一舉推平了。住在那一帶的老百姓們，才終于熬出頭了……
三
我現在住在健安西路原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宿舍樓里，是一幢一九八四年蓋的樓，可以算是一幢舊樓了。
我曾在北京電影制片廠院內的一幢危樓里住了十一年。那原是一幢小辦公樓，未經改造便分給了北影的一些員工，家家戶戶都沒廚房，都在走廊里占據一小塊地方做飯，共用公廁。我有幸在那一幢樓里分配到一間十三平方米的陰面房間。
兒子小學二年級時，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我從北影調到童影，于是住進了一九八八年底還很新的單元樓房。其實，我主要是為了能使父母在有生之年享受享受住單元樓房的福氣，才毅然決然地從北影調到童影的。
我對童影始終深懷感激。因為童影使我的愿望提前實現了，而且實現得比我的預期更加令我心滿意足。事實證明我的決定完全正確——舊家具在新家里剛剛擺放穩沒幾天，父親便接到我的信又來北京了。那一年我已虛歲四十。那一年父親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那一年健安西路還是一條白天晚上總是寂靜悄悄的小街。那一年童影門前的馬路上過往車輛還很少；學知口那兒也沒有立交橋；元大都土城墻遺址只不過是一道雜草叢生的土崗而已……
那一年的十二月份，父親在我的新家病逝。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終于在生命的最后五十幾天里住上了樓房，盡管每一天都在單元樓房里忍受著癌癥的疼痛。但他確確實實的是感到真是享了福了——一輩子從未享過的福。陽臺，室內廁所，管道天然氣，私家電話……一切使他覺得恍如置身夢境似的。
他曾對我說：“如果我才六十幾歲，也沒生病，那多好啊！”
我第一次從我父親的口中聽到了一句非常留戀人生的話。
父親那一句話令我大為愀然……
屈指算來，如今，我在健安路上已生活了十七個年頭。
如今，元大都土城墻遺址已建成了海淀區最美的一處公園。雖然我一年三百六十幾天里難得有幾次去到公園里悠閑地散步，但一想到我是全北京住得離這一處公園最近的人之一，不由得不倍感幸運。隔窗而望，我能清楚地來數公園里一棵老楊樹的葉片。十七個年頭里，我眼見它一番夏綠秋黃，對它已是十分的熟稔，它就像是一位一天里見好幾次面的老朋友。
前年的夏季，有天夜里，那老楊樹被雷劈斷了一杈小盆頭般粗壯的斜枝，仿佛一個人被砍斷了一臂，讓我看著替它傷心。我以為它受了那么嚴重的創擊，只怕以后活不了多久了。沒想到，今夏它那一樹肥大的葉片更加油綠。斷枝被鋸掉后，反而顯得樹形美觀了。
在哈爾濱，路是比街大的一個概念。路，普遍地很長，較寬。而街，只要區別于胡同就算是了。比如光仁街那類街，人們并不會認為它不該叫街。
所以我總覺得，健安西路之謂路，實在是有些名不符實的。當我將它與長安街相比時，尤其覺得它作為“路”，未免太袖珍了。故凡是初來我家的人，我總是會在電話里這么解釋：“那只不過是一條小街。”
是的，健安西路，只不過是一條小街罷了。嚴格地說，又只能算是半條小街。因為它的另一端是被院落堵死了的。它的一邊，依次是童影的一幢宿舍樓、北影的兩幢宿舍樓和總參干休所的兩幢宿舍樓，都是八十年代初建成的。而它的另一邊，自然便是著名的元大都土城墻遺址了。包括兩邊的人行道，此路寬約十四五米。
從電影學院和童影（現在是電影頻道）門前那一條馬路拐入這一條小街，第一個小街的標識是一家飯店。它已易了幾次主人。每易一次，改一次名。現在的店名是“咱家小吃”。它旁邊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洗浴中心，但起了一個特雅的名——“伊麗爾美容美發休閑中心”。既然叫作“伊麗爾”，也就只有謝絕男士入內了。我家剛搬到這條小街上住時，“伊麗爾”的原址便是類似的地方了，但那時叫“清水大澡堂”，曾是個吸引不少男人光顧的地方。不管叫作什么，我從沒進入過。
對我這個人而言，最佳的休閑方式乃是關了電話，臥床看書或美睡一大覺。倘不靠安眠藥，后一種享受對我已不可能。然靜靜地躺在床上，閉目養神，我也很愜意。至于洗澡，除了開會住賓館時，我一向只習慣于在家里。
在“伊麗爾”的旁邊，是“禾谷園”，快餐店的一處分店；其旁是一家雜貨鋪；再旁是影協表演藝術學會辦的培訓學校；又旁是一家小餐館；最左邊是一家賣麻辣串和燒烤的小鋪面……
所有那些商家的招牌首尾相連，組成一列，但總長也不過二十幾米。表演藝術培訓學校的招牌恰居其中，給人一種“鶴立雞群”“出類拔萃”的印象；也給人一種藝術之神淪落風塵似的印象。在那些招牌的下面和店鋪的門前，還有二三處賣水果、賣菜蔬的攤床。
對我而言，它們便是家門口的“商業區”了。我的絕大部分日常生活需求，賴于它們的存在。除了“禾谷園”，它們的主人，多是靠小本生意來京謀生計的男女。而表演藝術培訓學校的學生們是他們的“上帝”。倘若不然，僅靠我一家所在的小區的居民們的消費指數來支撐的話，大約皆會倒閉的。
而那些表演藝術培訓學校的學生們，大抵是每年報考電影學院的落榜生。依我想來，培訓學校是他們的臨時收容所。他們無不希望經過培訓，獲得點兒經驗，重振信心，來年再參與激烈的競爭。他們中某些男孩和女孩，也還算有幾分帥氣和姿色。這又使他們仿佛有那么幾分準明星似的自我感覺。好像說不定哪一天，一旦時來運轉，自己便會是明星無疑了。他們中有些孩子，自然是女孩子，竟是擁有跑車的。那使她們自我感覺更良好了。
每每的，看見那些孩子們，我便會庸人自擾、一廂情愿地替他們，也替他們的家長倍感憂慮。因為他們的文化水平，想來僅有初中的程度。萬一將來當不成明星，長久的人生不知還能轉向何業？但我內心里有時是對他們心存感激的。許多青春期的臉龐和身影出現和活動于某一小區，無疑會使某小區“活力在線”——在視線。否則，我經常所見，將十之七八是老年人的寂寞臉龐和蹣跚身影……
我在“禾谷園”常與那些孩子隔案用餐。有時我還會看到他們的父母。那些外省市的父母們望著自己兒女的目光充滿愛意和希冀。天下父母之心的仁慈溢于言表，每使我大為感動。感動之余，亦感慨多多。
我還經常在“禾谷園”發現電影頻道的領導和員工們。我認識的后者較少，但身居領導層的人士，皆與我稔熟，也可以說皆與我有著友好的關系。
我們相互看見了，總是會端著盤碗往一塊兒湊。所謂同類相吸，邊吃邊聊，話題也總是離不開電影和電視。我從他們口中能獲得不少關于電影和電視的最新信息，也常能從他們口中聽到真知灼見和新穎觀點。那時，我忍不住會說：“等等，再說一遍。”他們便笑我認真。
如果說某些招牌是該小區的標識的話，那么有一個人物也是該小區的“標識”，便是在我家所住的那幢樓邊上修自行車的人。我不知他多大年紀了，也許該有三十五六歲了吧？甚或，年齡還要大些也說不定的。他身材挺高，將近一米八，也挺壯，肩圓背厚的。據我所知，他還單身著。又據我所知，他的父親是北影的一名老制景木工，早已去世了。他的母親有沒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聽說她身體不怎么好。修自行車的人與母親相依為命。修自行車是他養活自己和母親的唯一收入。我曾問過他的收入情況，他說平均下來每月七八百元。又每笑道：“還能勉強維持生活。”他的笑，絕非苦笑。他這個人，只要一和人說話，便笑。那么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愛笑的男人。但我卻從沒見他苦笑過。他總是一個大男孩般天真而又無邪地笑。無論春夏秋冬，我從沒見他穿過一件較像樣子的衣服。沒人修自行車時，他便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塊石頭上看小報。與對面的攤位相比，他所占的地盤更小。我家搬到健安路不久，他便是那兩平方米不到的地盤的主人了。十幾年來，他漸漸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種佛般的印象。北影廠家屬區后門開在健安路上，每有“奔馳”“寶馬”一類名車駛來駛往。另一些人們的另一種生活，誰想裝作渾然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切人生狀況的巨大反差，似乎從來也沒入過他的眼。他一向是那么的平靜而又友善地看待周邊的世相。天真而又無邪地笑對之，似乎便是“淡泊”二字的活的人體字形。是的，他常使我聯想到“立地成佛”一詞。我每欲得知他頭腦里究竟有著怎樣一種人生觀。他既是一個人，我想，人生觀必定也是有的吧？但我從來也沒試探地問過他。他極敬我，每次看見我，都主動地微笑著打招呼。我想，他肯定并不知道，我對他所懷有的敬意，遠超過他對于我的。他那一種據地數尺，甘事小技，總是笑度日子的心理定力，著實地令我自愧弗如。對于我，健安西路仿佛是一部經書，天天翻開在我面前，天天給我以點點滴滴的人生思索和啟發。對于我，那修自行車的人，仿佛是我的一位教父。他經常以他的存在暗示我——人其實無須向人生訴求得太多。理當滿足但仍不滿足的人，那也許是上蒼在折磨他們的**……
比起來，我在健安路這一條小街上居住的年頭最長久。十八年——只比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一少一年。它也是我所住過的最像樣子的一條小街。我相信，以后它的路面和人行道重鋪一次的話，更會是一條鬧中取靜的體面小街了。那么，我即使在這一條小街上終老一生，也算是上蒼眷顧于我了啊！
我想，所謂人生，看得再通透些，似乎也是可以這樣來理解的——人在特定時空里的幾個階段的剪輯。對于大多數人，也不過便是三五階段而已。還是往多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