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石壁似竹簡
作者：李銘
發布時間：2023-06-12 18:26:35
字數：5735
丹青石壁似竹簡
◎罹難的“荷馬史詩”
莫高窟可以傲視異邦古跡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層層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藝術家前呼后擁向我們走來，每個藝術家又牽連著喧鬧的背景，在這里舉行著橫跨千年的游行。紛雜的衣飾使我們眼花繚亂，呼呼的旌旗使我們滿耳轟鳴。
——《莫高窟》
小時候，我們經常在不同的場合看見關于石窟壁畫的畫冊或是圖片，但由于那些繪畫模式以及表現內容都離我們的生活太遠，因此未曾過多留意。但當我們真的走近敦煌，靠近莫高窟時，還是不禁深深地被她震憾了，她的崇高似乎早已被歷史喚醒。
石窟是一種就著山勢開鑿的寺廟建筑，里面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畫，來源于印度佛教。因為佛教提倡遁世隱修，所以僧侶們常選擇在崇山峻嶺中比較幽靜的地方開鑿石窟，方便修行。最初的中國石窟是仿印度石窟開鑿的，多開鑿于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魏晉、隋唐時期是鑿窟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在唐朝，修筑了大量大石窟，唐代以后則逐漸減少。
石窟藝術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文化。它既吸收了印度宗教建筑的藝術精華，又融匯了中國繪畫和雕塑的傳統技法和審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傳入中原及其漢化過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各歷史時期、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景象，是研究我國社會史、佛教史、藝術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我國現存的主要石窟群均為魏唐之間或宋前期作品，主要分布在**地區（古代的西域）、甘肅西部（古代河西地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布。**是中國接受佛教較早的地區，最早的石窟拜城克孜爾石窟就在此地。
中國漢傳佛教石窟的內容十分豐富，其輝煌的藝術成就為世界所矚目。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東傳的特定產物，它繼承發展本土漢晉藝術傳統，吸收南北朝、唐宋美術藝術流派的風格，又不斷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亞、西亞的藝術風格，充分體現了東西兩種文化的交融，以獨特的身份完成了聯接東西兩端佛教石窟藝術體系的重大使命。
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通向中亞、西亞的陸上交通，“絲綢之路”由此開啟。千百年來，碧天黃沙的絲路貫通著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而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南枕祁連，襟帶西域，前有陽關，后有玉門，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絲綢之路上。漢代起敦煌即為轄六縣之郡，貿易興盛，寺院遍布。東漢大家應劭稱：“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多年來，祁連山雪水滋潤著這顆明珠，讓它千年不衰，在沙漠侵襲、包圍中生機盎然。兩千年后的今天，這一“繁盛大地”以其擁有的舉世無雙的石窟藝術、藏經文物而成為人類最偉大、最輝煌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
莫高窟作為敦煌石窟的象征，余秋雨先生說，“在別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來細細玩索一塊碎石、一條土埂，在這兒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著，身不由主，踉踉蹌蹌，直到被歷史的洪流消融。在這兒，一個人的感官很不夠用，那干脆就丟棄自己，讓無數雙藝術巨手把你碎成輕塵”。在燦爛的陽光下，莫高窟背倚蒼涼的鳴沙山，在高大的白楊樹掩映下向世人綻露著神秘的微笑。古老而愴然的歲月，讓固封的淳樸開放為久違的花香。如果把莫高窟歷經的風雨比作一道萬世經傳的長詩，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淚的。重述那段歷史，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文化價值的存續。
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和河南龍門石窟并稱為“中國的四大石窟”。其中，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我國西部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的崖壁上。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晝夜溫差較大。舉目望去，在長達一千六百多米的巖壁上，層層排列著數百個洞窟，像千門萬戶鱗次櫛比，又像無數蜂房錯落鑲嵌。一條泉河蜿蜒穿過，嗚唱著汩汩歡歌。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在茫茫戈壁中，竟會奇跡般地出現這么一片美麗可愛的綠洲。
莫高窟最初開鑿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那一年，一位叫樂樽的和尚風塵仆仆地云游到此，夕陽從鳴泓山斜照到對面布滿云母的三危山上，映射出萬道金光。樂樽和尚產生幻覺，仿佛看到千尊神佛時隱時現，他以為佛祖顯靈，決意在這片圣地上駐錫禮佛。于是，他在面對著三危口的鳴沙山最東端開鑿了一個佛窟，“架空鐫巖，大造佛像”。從此，那些躲避戰亂、受雇于此的民間藝人，苦孤詣，丹蘩妙化，手中驅山走海，筆底咳云吐雨，描述了難以計數的彗動離奇的佛經故事，塑造了數千尊神態逼真的佛像，或為積善成德，或為福祿長久，或求豐衣足食，或求旅途平安，繁浩、精細的工程延篤了十個朝代，歷時一千多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方基本結束，其間經過連續近千年的不斷開鑿，使莫高窟成為集各時期建筑、石刻、壁畫、彩塑為一體的藝術殿堂。這些壁畫彩塑技藝精湛無雙，被公認為是“人類文明的曙光”，成為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內容最豐富、歷史最悠久的佛教藝術寶庫。面對漫長的修建歷史，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中感慨地說，“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羅馬的斗獸場遺跡，中國的許多文化遺跡常常帶有歷史的層累性。別國的遺跡一般修建于一時，興盛于一時，以后就以純粹遺跡的方式保存著，讓人瞻仰。中國的長城就不是如此，總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對于洞內的壁畫，余秋雨先生說“不管它畫的是什么內容，一看就讓你心底驚呼，這才是人，這才是生命”。
莫高窟在千年的歲月更替中，是理想的佛門靜地，靜靜的，只有輕輕的誦經聲伴著繚繞的裊裊青煙。夜闌人靜，佛者青燈黃卷物我兩忘，真是肉身和心靈的理想天堂，是超凡脫俗的極樂世界。這種理想的沉寂一直持續千年。這是何等的好，這是何等的妙。按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話講：我們在進行科學或哲學思維時，思考仍停留在意識形式之內，而古印度哲學似乎是超越意識形式的，追求一種超驗的體會。正是這種古哲學氛圍滋養了佛祖，使他在深思49天后的一個美麗夜晚終于獲得了覺悟。主張人們以慈、悲、喜、舍四種“無量心”面對世界，通過無限的慈悲、憐憫、寬容和善意使這個世界趨于平和。
但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到了行將就木的時候，沒有人愿意再把心思放在這么一塊荒僻的地方，莫高窟就此喧嘩了。一個叫王圓箓的逃荒道士接過了敦煌的這塊瑰寶，在這里安下了家，成了守窟的人。這是歷史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余秋雨先生曾在《美的無奈》中說過，“天下文明的淪落，不一定是由于地震或戰爭”。莫高窟的浩劫就驗證了這句話。這個王道士他身上保有著中國人的良好修養：勤勞、好客。每天早上，都要用掛在腰間的鑰匙打開洞窟的鐵鎖，仔細地審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不符合他一個道士的身份。至少那些彩繡輝煌的飛天就不合適，于是，找來匠人，粗略地改造了一下，五顏六色的墻壁經白灰一粉刷還真亮堂。1900年的一個早上，這個王圓箓打開了一個藏有從公元四世紀到十四世紀歷代經書文物的洞穴。這些文物每一件都價值連城，這次發現被譽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考古學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此后又由此發展出著名的“敦煌學”。可是王道士好客啊，為了招待遠方的來客，他只收取了幾個小小的銅板，就讓這些原本愿意為之送命的強盜輕而易舉地用牛車載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經卷。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題敘中說過，“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當作存在。”可是，對于存在的文明視而不見，一文不名，又何嘗不是悲劇呢？一撥又一撥的外國人來了，有人掀走了壁畫，有人搬走了雕像，有人運走了經書，有人拿走了織絹和繪畫。俄國的、日本的、匈牙利的、法國的……他們拉走了一箱又一箱，拉走了一車又一車。莫高窟在哭泣，在西北蒼涼的風中聳動柔弱的肩無助地流淚。
余秋雨先生說，“中國歷史太長、戰亂太多、苦難太深，沒有哪一種純粹的遺跡能夠長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地墳里，躲在不為常人注意的秘處。”經過千年風雨和數次劫難后，莫高窟已千瘡百孔，一幅一幅壁畫被揭去，菩薩美麗的頭顱不翼而飛，墻壁上到處都有流沙的劃痕和人為的破壞。
莫高窟的劫難，不僅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破壞，應當說，它是整個人類的劫難。這種恨意，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題敘中說，“剝除文明的最后結果，就是容忍邪惡，無視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類歷史上一切由人類自己造成的悲劇，大半由此而生”。這不禁讓我們思索：我們該如何保護這燦爛的文化？
◎那些失落的碎片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著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像。能這樣，也就夠了。
——《鄉關何處》
余秋雨先生曾為“我們是飛天的后人”、為我們“至今轟傳的歷史勝跡，總是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秉賦”而驕傲不已。面對瑰麗的敦煌莫高窟，百年前的王道士沒能守住它，雖然余秋雨先生也已將憤怒的洪水向他傾瀉了，但是連他自己也意識到了“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余秋雨先生說“不幸由王道士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而如果換另一個有文化的人來當家，悲劇似乎就不會發生了。當然，我們首先要正視這場中國近代史上的浩劫和悲劇，唯有正視歷史，才能反思。歷史已翻過新的一頁。大量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止是民族的屈辱，也給專家們研究華夏文明史帶來了阻力。但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的輝煌仍然在中國，敦煌學仍然在中國。“道士塔”作為民族文明的恥辱和衰敗的象征，雖已成為歷史卻足以鞭策每一個中國人：決不能重蹈覆轍。余秋雨先生在《簡單與自然》中說，“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抹去或改寫人類文明史，但有權利總結教訓”。
華夏文明史是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華彩樂章。以書畫典籍、工藝珍品等文物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是中國留給世界的寶貴藝術財富和文化遺產。而今，它們仿佛一顆顆珍珠，撒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藝術館以及私人收藏中。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嘆》的自序中說：“這種撫摸經常會引發苦思：作為我們的生命基座，中華文明也傷痕累累，卻如何避免了整體性的崩坍？這種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哪些代價是正面的？哪些代價是負面的？過去的避免能否擔保今后？”
自**戰爭以來，中國多次遭受西方列強的入侵，其間不計其數的文物被掠奪和毀損，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中國文物流落海外多數是通過以下幾種途徑：正常的貿易或饋贈，如我國古代出口的瓷器、絲綢等。在近代戰爭中被搶掠的，如英法聯軍從圓明園搶走的大量文物不計其數。法國文豪雨果曾經說過：“即使把我國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這個規模宏大而富麗堂皇的東方博物館相媲美”。由移居海外的華僑帶出的，被非法發掘墳墓、偷盜的，被非法商人以低價訛詐的，如英國斯坦因等一些外國探險家以科學考察的名義來到中國，掠回國去的中國文物也不計其數。
文物**也是導致中國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之一。在世界上，文物**是一個普遍現象。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曾一度告別了文物外流的歷史。然而，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在暴利的驅使下，國內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結，掀起了盜竊、**文物的狂潮。近20年來，以香港作為中轉站而**出境的文物就多的無法想象。
文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物化，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中國文物在世界上，一直具有極獨特的價值和崇高的聲譽。150多年來，無數文物包括大量國寶級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的文物究竟有多少恐怕永遠是個謎。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販運文化財產報告》指出：全球47個國家的218個博物館中，中國文物就有163萬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間的中國珍貴文物應是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的十倍。根據中國文物學會的統計，中國珍貴文物的流失數量竟高達幾百萬件，達到國家一、二級文物標準的就超過100萬件。海外流失文物數量之大、檔次之高，讓人們驚愕又痛惜不已。面對被強取豪奪走的中國文物，某些國家竟然拒絕歸還，對于此，專家提議，因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數量巨大，且情況千差萬別，應不同對待：凡在正常往來中留存國外的中國文物，當不在追究之列；而對被劫掠、偷盜、騙取之文物，應該訴諸國際法律追索討還。我國著名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也說，中國傳世珍貴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財富，但決不因此而允許暗偷明搶，巧取豪奪。像云岡、龍門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畫、圓明園國寶等，都屬于從我國掠奪走的文物，應該要求無償歸還。
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題敘中提到，“稱為文明古國，至少說明在我們國家文明和蒙昧、野蠻的交戰由來已久。交戰的雙方倒下前最終都面對后代，因此我們身上密藏著它們的無數遺囑。”是的，我們肩負著祖先、父輩的遺囑，有義務將“遺失的文明”追回來，這個遺囑還將一代代傳下去，讓更多的子子孫孫加入到這個行列。
石刻、壁畫等石窟藝術，敦煌曲子詞等文學音樂，這些都是祖先遺留下來的瑰寶。在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國內乃至國際上都走在前列的文物保護專家。他們幾十年甚至畢生在沙漠戈壁中，過著如昔日苦行僧侶般的艱苦生活。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著名的畫師張大千帶著妻兒，趕著牛車，踏著西部漫漫黃沙來到了敦煌。面對敦煌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他被震撼了。他以一個中國文人的自豪感開始在這里工作。用兩年多的時間臨摹壁畫，并整理登記編號。全國政協委員、敦煌研究院院長、以近半數得票當選為2004年最深刻影響中國的文化人物樊錦詩，五十年代曾就讀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毅然來到大漠戈壁，守護敦煌莫高窟四十余載，為敦煌石窟走上科學保護之路做出了不朽貢獻。她在接受央視采訪時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守護敦煌莫高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說過，“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人類至今沒有建立救助文明的機制，一切只憑少數人心頭的一點良知，但那點良知究竟有多少力量？又有什么方法能讓它們聚集在一起？”余秋雨先生在《失落的背影》中的一段話，更能讓我們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