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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傅聰.3

作者:傅雷 發布時間:2023-06-12 17:48:28 字數:21803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學的都犯一個大毛病:太不關心大局,對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很冷淡。我和名強、酉三、子歧都說過幾回,不發生作用。他們只知道練琴。這樣下去,少年變了老年,與社會脫節,真正要不得。我說少年變了老年,還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積極,頭腦開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腦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還是在于家庭教育。家長們只看見你以前關門練琴,可萬萬想不到你同樣關心琴以外的學問和時局,也萬萬想不到我們家里的空氣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味的音樂,音樂,音樂的!當然,小朋友們自己的聰明和感受也大有關系;否則,為什么許多保守頑固的家庭里照樣會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

  ……真的,看看周圍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說“希望”,不是指“專業”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發展。所以我越來越覺得青年全面發展的重要。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關于莫扎特的話,例如說他天真、可愛、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彈起來還是沒有那天真、可愛、清新的味兒。這道理,我覺得是“理性認識”與“感情深入”的分別。感性認識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認識;理性認識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質。但是藝術的領會,還不能以此為限。必須再深入進去,把理性所認識的,用心靈去體會,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歡喜怒化為你自己的悲歡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經的震顫都在你的神經上引起反響。否則即使道理說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層。一般藝術家的偏于intellectual〔理智〕,偏于cold〔冷靜〕,就因為他們停留在理性認識的階段上。

  比如你自己,過去你未嘗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對他并沒發生真正的共鳴;感之不深,自然愛之不切了;愛之不切,彈出來當然也不夠味兒;而越是不夠味兒,越是引不起你興趣。如此循環下去,你對一個作家當然無從深入。

  這一回可不然,你的確和莫扎特起了共鳴,你的脈搏跟他的脈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節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與他的共同點被你找出來了,抓住了,所以你才會這樣欣賞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個結論:藝術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認識,還不能限于理性認識,必須要進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換言之,藝術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還有一個“愛”字!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里有句話叫做“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決不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真誠的、潔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愛。

  從這個理論出發,許多人彈不好東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沒有感情,固然不能表達音樂;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種火熱的同時又是高尚、精練的感情,還是要流于庸俗;所謂sentimental〔濫情,傷感〕,我覺得就是指的這種庸俗的感情。

  一切偉大的藝術家(不論是作曲家,是文學家,是畫家……)必然兼有獨特的個性與普遍的人間性。我們只要能發掘自己心中的人間性,就找到了與藝術家溝通的橋梁。再若能細心揣摩,把他獨特的個性也體味出來,那就能把一件藝術品整個兒了解了。——當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與感受完全一樣,了解的多少、深淺、廣狹,還是大有出入;而我們自己的個性也在中間發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數從事藝術的人,缺少真誠。因為不夠真誠,一切都在嘴里隨便說說,當做唬人的幌子,裝自己的門面,實際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們對作家決不能深入體會,先是對自己就沒有深入分析過。這個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冊內)也好像說過的。

  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真誠的“不懂”,比不真誠的“懂”,還叫人好受些。最可厭的莫如自以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誠,才會有虛心,有了虛心,才肯丟開自己去了解別人,也才能放下虛偽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別人上面的愛,才不是盲目的愛。

  而真誠是需要長時期從小培養的。社會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訓使我們不敢真誠,真誠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作后盾的。所以做藝術家先要學做人。藝術家一定要比別人更真誠,更敏感,更虛心,更勇敢,更堅忍,總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imperfect〔較少不完美之處〕!

  好像世界上公認有個現象:一個音樂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幾個作曲家的作品。其實這種人只能稱為演奏家而不是藝術家。因為他們的胸襟不夠寬廣,容受不了廣大的藝術天地,接受不了變化無窮的形與色。假如一個人永遠能開墾自己心中的園地,了解任何藝術品都不應該有問題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談談。你寫信封為什么老是這么不neat〔干凈〕?日常瑣事要做得neat〔干凈〕,等于彈琴要講究干凈是一樣的。我始終認為做人的作風應當是一致的,否則就是不調和;而從事藝術的人應當最恨不調和。我這回附上一小方紙,還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樣能寫得很寬綽。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類推,一切小事養成這種neat〔干凈〕的習慣,對你的藝術無形中也有好處。因為無論如何細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個人的意識與性情。修改小習慣,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識與性情。所謂學習,不一定限于書本或是某種技術,否則隨時隨地都該學習這句話,又怎么講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連寄書譜的大包,總該有個印象,覺得我的字都寫得整整齊齊、清楚明白吧!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次我告訴你政府決定不參加Mozart〔莫扎特〕比賽,想必你不致鬧什么情緒的。這是客觀條件限制。練的東西,藝術上的體會與修養始終是自己得到的。早一日露面,晚一日露面,對真正的藝術修養并無關系。希望你能目光遠大,胸襟開朗,我給你受的教育,從小就注意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為社會上一般人所追求,驚嘆;對個人本身的渺小與偉大都沒有相干。孔子說的“富貴于我如浮云”,現代的“名”也屬于精神上“富貴”之列。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

  領導對音樂的重視,遠不如對體育的重視:這是我大有感慨的。體育學院學生的伙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來在政協會上和北京來的人大代表談過幾次,未有結果。國務院中有一位副總理(賀)專管體育事業,可有哪一位副總理專管音樂?假如中央對音樂像對體育同樣看重,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薩爾茨堡〕了。既然我們請了奧國專家來參加我們北京舉行的莫扎特紀念音樂會,為什么不能看機會向這專家提一聲Salzburg〔薩爾茨堡〕呢?只要三四句富于暗示性的話,他準會向本國政府去提。這些我當然不便多爭。中央不了解,我們在音樂上得一個國際大獎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得幾個第三第四,影響要大得多。

  這次音樂節,譚伯伯[譚小麟(1911—1948),我國優秀作曲家。——編者注

  ]的作品仍無人敢唱。為此我寫信給陳毅副總理去,不過時間已經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辦莫扎特紀念音樂會時,茅盾當主席,說莫扎特富有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們專愛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這帽子戴在對方頭上合適不合適。馬思聰寫的文章也這么一套。我在《文藝報》文章里[指為紀念莫扎特二百周年誕辰寫的文章《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編者注

  ]特意撇清這一點,將來寄給你看。國內樂壇要求上軌道,路還遙遠得很呢。比如你回國,要演奏Concerto〔《協奏曲》〕,便是二三支,也得樂隊花半個月的氣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繹〕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oncerto〔《協奏曲》〕就得練半個月以上。所以要求我們理想能實現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后。不信你瞧吧。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晨

  你回來了,又走了;許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變化等著你,你是不會感到寂寞的;我們卻是靜下來,慢慢地回復我們單調的生活,和才過去的歡會與忙亂對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虛,——昨兒整整一天若有所失。孩子,你一天天地在進步,在發展。這兩年來你對人生和藝術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來愈愛你了,除了因為你是我們身上的血肉所化出來的而愛你以外,還因為你有如此煥發的才華而愛你。正因為我愛一切的才華,愛一切的藝術品,所以我也把你當做一般的才華(離開骨肉關系),當做一件珍貴的藝術品而愛你。你得千萬愛護自己,愛護我們所珍視的藝術品!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你得想到我們——連你自己在內——對藝術的愛!不是說你應當時時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而是說你應當從客觀的角度重視自己:你的將來對中國音樂的前途有那么重大的關系,你每走一步,無形中都對整個民族藝術的發展有影響,所以你更應當戰戰兢兢,鄭重其事!隨時隨地要準備犧牲目前的感情,為了更大的感情——對藝術對祖國的感情。你用在理解樂曲方面的理智,希望能普遍的應用到一切方面,特別是用在個人的感情方面。我的園丁工作已經做了一大半,還有一大半要你自己來做的了。爸爸已經進入人生的秋季,許多地方都要逐漸落在你們年輕人的后面,能夠幫你的忙將要越來越減少;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靠你自己警惕,自己鞭策。你說到技巧要理論與實踐結合,但愿你能把這句話用在人生的實踐上去;那么你這朵花一定能開得更美,更豐滿,更有力,更長久!

  談了一個多月的話,好像只跟你談了一個開場白。我跟你是永遠談不完的,正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獨白是終身不會完的。你跟我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嗎?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討論與爭辯,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討論與爭辯。父子之間能有這種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除了外界的原因沒有能使你把假期過得像個假期以外,連我也給你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破壞了你回家前的對家庭的期望。我心中始終對你抱著歉意。但愿你這次給我的教育(就是說從和你相處而反映出我的缺點)能對我今后發生作用,把我自己繼續改造。盡管人生那么無情,我們本人還是應當把自己盡量改好,少給人一些痛苦,多給人一些快樂。說來說去,我仍抱著“寧天下人負我,毋我負天下人”的心愿。我相信你也是這樣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

  我還得強調一點,就是:適量的音樂會能刺激你的藝術,提高你的水平;過多的音樂會只能麻痹你的感覺,使你的表演缺少生氣與新鮮感,從而損害你的藝術。你既把藝術看得比生命還重,就該忠于藝術,盡一切可能為保持藝術的完整而奮斗。這個奮斗中目前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不能只考慮需要出臺的一切理由,而要多考慮不宜于多出臺的一切理由。其次,千萬別做經理人的搖錢樹!他們的一千零一個勸你出臺的理由,無非是趁藝術家走紅的時期多賺幾文,哪里是為真正的藝術著想!一個月七八次乃至八九次音樂會實在太多了,大大的太多了!長此以往,大有成為鋼琴匠,甚至奏琴的機器的危險!你的節目存底很快要告罄的;細水長流才是辦法。若是在如此繁忙的出臺以外,同時補充新節目,則人非鋼鐵,不消數月,會整個身體垮下來的。沒有了青山,哪還有柴燒?何況身心過于勞累就會影響到心情,影響到對藝術的感受。這許多道理想你并非不知道,為什么不掙扎起來,跟經理人商量——必要時還得堅持——減少一半乃至一半以上的音樂會呢?我猜你會回答我:目前都已答應下來,不能取消,取消了要賠人損失等等。可是你能否把已定的音樂會一律推遲一些,中間多一些空隙呢?否則,萬一臨時病倒,還不是照樣得取消音樂會?難道捐稅和經理人的傭金真是奇重,你每次所得極微,所以非開這么多音樂會就活不了嗎?來信既說已經站穩腳跟,那末一個月只登臺一二次(至多三次)也不用怕你的名字冷下去。決定性的仗打過了,多打零星的不精彩的仗,除了浪費精力,報效經理人以外,毫無用處,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因表演得不夠理想而損害聽眾對你的印象。你如今每次登臺都與國家面子有關;個人的榮辱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辱得失事大!你既熱愛祖國,這一點尤其不能忘了。為了身體,為了精神,為了藝術,為了國家的榮譽,你都不能不大大減少你的演出。為這件事,我從接信以來未能安睡,往往為此一夜數驚!

  ……

  還有你的感情問題怎樣了?來信一字未提,我們卻一日未嘗去心。我知道你的性格,也想象得到你的環境;你一向濫于用情;而即使不采主動,被人追求時也免不了虛榮心感到得意:這是人之常情,于藝術家為尤甚,因此更需警惕。你成年已久,到了二十五歲也該理性堅強一些了,單憑一時沖動的行為也該能多克制一些了。不知事實上是否如此?要找永久的伴侶,也得多用理智考慮勿被感情蒙蔽!**的眼光一結婚就會變,變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這一著,必招后來的無窮痛苦。除了藝術以外,你在外做人方面就是這一點使我們操心。因為這一點也間接影響到國家民族的榮譽,英國人對男女問題的看法始終清教徒氣息很重,想你也有所發覺,知道如何自愛了;自愛即所以報答父母,報答國家。

  真正的藝術家,名副其實的藝術家,多半是在回想中和想象中過他的感情生活的。惟其能把感情生活升華才給人類留下這許多杰作。反復不已的、有始無終的,沒有結果也不可能有結果的戀愛,只會使人變成唐?璜,使人變得輕薄,使人——至少——對愛情感覺麻痹,無形中流于玩世不恭;而你知道,玩世不恭的禍害,不說別的,先就使你的藝術頹廢;假如每次都是真刀真槍,那么精力消耗太大,人壽幾何,全部貢獻給藝術還不夠,怎容你如此浪費!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故事,你總該記得吧。要是歌德沒有這大智大勇,歷史上也就沒有歌德了。你把十五歲到現在的感情經歷回想一遍,也會喪然若失了吧?也該從此換一副眼光,換一種態度,換一種心情來看待戀愛了吧?——總之,你無論在訂演出合同方面,在感情方面,在政治行動方面,主要得避免“身不由主”,這是你最大的弱點。——在此舉國歡騰,慶祝十年建國十年建設十年成就的時節,我寫這封信的心情尤其感觸萬端,非筆墨所能形容。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萬珍重,千萬自愛!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日

  看到國外對你的評論很高興。你的好幾個特點已獲得一致的承認和贊許,例如你的tone〔音質〕,你的touch〔觸鍵〕,你對細節的認真與對完美的追求,你的理解與風格,都已受到注意。有人說莫扎特第二十七《協奏曲》K.595〔作品五九五號〕第一樂章是healthy〔健康〕,extrovertallegro〔外向快板〕,似乎與你的看法不同,說那一樂章健康,當然沒問題,說“外向”(extrovert)恐怕未必。另一批評認為你對K.595〔作品五九五號〕第三樂章的表達“His〔他的〕指你sensibilityismorepassivethancreative〔敏感性是被動的,而非創造的〕”,與我對你的看法也不一樣。還有人說你彈蕭邦的Ballads〔《敘事曲》〕和Scherzo〔《詼諧曲》〕中某些快的段落太快了,以致妨礙了作品的明確性。這位批評家對你三月和十月的兩次蕭邦都有這個說法,不知實際情形如何?從節目單的樂曲說明和一般的評論看,好像英國人對莫扎特并無特別精到的見解,也許有這種學者或藝術家而并沒寫文章。

  以三十年前的法國情況做比,英國的音樂空氣要普遍得多。固然,普遍不一定就是水平高,但質究竟是從量開始的。法國一離開巴黎就顯得閉塞,空無所有;不像英國許多二等城市還有許多文化藝術活動。不過這是從表面看;實際上群眾的水平,反應如何,要問你實地接觸的人了。望來信告知大概。——你在西歐住了一年,也跑了一年,對各國音樂界多少有些觀感,我也想知道。便是演奏場子吧,也不妨略敘一敘。例如以音響效果出名的FestivalHall〔節日廳〕[指英國倫敦的節日音樂廳。

  ],究竟有什么特點等等。

  結合聽眾的要求和你自己的學習,以后你的節目打算向哪些方面發展?是不是覺得舒伯特和莫扎特目前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加上你特別有心得,所以著重表演他們兩個?你的普羅科菲耶夫[普羅科菲耶夫(1891—1953),蘇聯作曲家。

  ]和蕭斯塔科維奇[蕭斯塔科維奇(1906—1957),蘇聯近代最重要的作曲家。

  ]的《奏鳴曲》,都還沒出過臺,是否一般英國聽眾不大愛聽現代作品?你早先練好的巴托克協奏曲是第幾支?聽說他的協奏曲以No.3最時行。你練了貝多芬第一,是否還想練第三?——彈過勃拉姆斯的大作品后,你對浪漫派是否感覺有所改變?對舒曼和弗蘭克是否又恢復了一些好感?——當然,終身從事音樂的人對那些大師可能一輩子翻來覆去要改變好多次態度;我這些問題只是想知道你現階段的看法。

  近來又隨便看了些音樂書。有些文章寫得很扎實,很客觀。一個英國作家說到李斯特,有這么一段:“我們不大肯相信,一個涂脂抹粉,帶點俗氣的姑娘會跟一個樸實無華的不漂亮的姊妹人品一樣好;同樣,我們也不容易承認李斯特的光華燦爛的鋼琴奏鳴曲會跟舒曼或勃拉姆斯的棕色的和灰不溜秋的奏鳴曲一樣精彩。”(見TheHeritageofMusic-2ndSeries〔《音樂的遺產》第二集〕,p.196)接下去他斷言那是英國人的清教徒氣息作怪。他又說大家常彈的李斯特都是他早年的炫耀技巧的作品,給人一種條件反射,聽見李斯特的名字就覺得俗不可耐;其實他的奏鳴曲是puregold〔純金〕,而后期的作品有些更是嚴峻到極點。——這些話我覺得頗有道理。一個作家很容易被流俗歪曲,被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偏見埋沒。那部HeritageofMusic〔《音樂的遺產》〕我有三集,值得一讀,論蕭邦的一篇也不錯,論比才的更精彩,執筆的MartinCooper〔馬丁?庫珀〕在二月九日《每日電訊》上寫過批評你的文章。“集”中文字深淺不一,需要細看,多翻字典,注意句法。

  有幾個人評論你的演奏都提到你身體瘦弱,由此可見你自己該如何保養身體,充分休息。今年夏天務必抽出一個時期去過暑假!來信說不能減少演出的理由,我很懂得,但除非為了生活所迫,下一屆訂合同務必比這一屆合理減少一些演出。要打天下也不能急,要往長里看。養精蓄銳,精神飽滿的打決定性的仗比零碎仗更有效。何況你還得學習,補充節目,注意其他方面的修養;除此之外,還要有充分的休息!!

  你不依靠任何政治經濟背景,單憑藝術立足,這也是你對己對人對祖國的最起碼而最主要的責任!當然極好,但望永遠堅持下去,我相信你會堅持,不過考驗你的日子還未來到。至此為止你尚未遇到逆境。真要過了貧賤日子才真正顯出“貧賤不能移”!居安思危,多多鍛煉你的意志吧。

  一九六〇年八月五日

  兩次媽媽給你寫信,我都未動筆,因為身體不好,精力不支。不病不頭痛的時候本來就很少,只能抓緊時間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筋疲力盡,無心再做旁的事。人老了當然要百病叢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別,決無不來之理,你千萬別為我擔憂。我素來對生死看得極淡,只是鞠躬盡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來叫我放下筆桿的時候才休息。如是而已。弄藝術的人總不免有煩惱,尤其是舊知識分子處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你雖然年輕,但是從我這兒沾染的舊知識分子的缺點也著實不少。但你四五年來來信,總說一投入工作就什么煩惱都忘了;能這樣在工作中樂以忘憂,已經很不差了。我們二十四小時之內,除了吃飯睡覺總是工作的時間多,空閑的時間少;所以即使煩惱,時間也不會太久,你說是不是?不過勞逸也要調節得好:你弄音樂,神經與感情特別緊張,一年下來也該徹底休息一下。暑假里到鄉下去住個十天八天,不但身心得益,便是對你的音樂感受也有好處。何況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對他們的人情風俗也該體會觀察。老關在倫敦,或者老是忙忙碌碌在各地奔走演出,一點不接觸現實,并不相宜。見信后望立刻收拾行裝,出去歇歇,即是三五天也是好的。

  你近來專攻斯卡拉蒂,發見他的許多妙處,我并不奇怪。這是你喜歡亨特爾以后必然的結果。斯卡拉蒂的時代,文藝復興在繪畫與文學園地中的花朵已經開放完畢,開始轉到音樂;人的思想感情正要求在另一種藝術中發泄,要求更直接刺激感官,比較更縹緲更自由的一種藝術,就是音樂,來滿足它們的需要。所以當時的音樂作品特別有朝氣,特別清新,正如文藝復興前期繪畫中的鮑蒂徹利。而且音樂規律還不像十八世紀末葉嚴格,有才能的作家容易發揮性靈。何況歐洲的音樂傳統,在十七世紀時還非常薄弱,不像繪畫與雕塑早在古希臘就有登峰造極的造詣[雕塑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繪畫在公元前一世紀至紀元后一世紀。

  ],一片廣大無邊的**地正有待于斯卡拉蒂及其以后的人去開墾。——寫到這里,我想你應該常去大不列顛博物館,那兒的藝術寶藏可說一輩子也享受不盡;為了你總的(全面的)藝術修養,你也該多多到那里去學習。

  我因為病的時候多,只能多接觸藝術,除了原有的舊畫以外,無意中研究起碑帖來了:現在對中國書法的變遷源流,已弄出一些眉目,對中國整個藝術史也增加了一些體會;可惜沒有精神與你細談。提到書法,忽然想起你在四月號《音樂與音樂家》雜志上的簽字式,把聰字寫成“”。須知末一筆不能往下拖長,因為行書草書,“”或“”才代表“心”字,你只能寫成“”或“”。末一筆可以流露一些筆鋒的余波,例如“”或“”,但切不可余鋒太多,變成往下拖的一只腳。望注意。

  你以前對英國批評家的看法,太苛刻了些。好的批評家和好的演奏家一樣難得,大多數只能是平平庸庸的“職業批評家”。但寄回的評論中有幾篇的確寫得很中肯。例如五月七日ManchesterGuardian〔《曼徹斯特衛報》〕上署名J.H.Elliot〔埃利奧特〕寫的《從東方來的新的啟示》(NewLightfromtheEast)說你并非完全接受西方音樂傳統,而另有一種清新的前人所未有的觀點。又說你離開西方傳統的時候,總是以更好的東西去代替;而且即使是西方文化最嚴格的衛道者也不覺你的脫離西方傳統有什么“乖張”“荒誕”,炫耀新奇的地方。這是真正理解到了你的特點。你能用東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達西方音樂,而仍舊能為西方最嚴格的衛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確對西方音樂有了一些新的貢獻。我為之很高興。且不說這也是東風壓倒西風的表現之一,并且正是中國藝術家對世界文化應盡的責任;惟有不同種族的藝術家,在不損害一種特殊藝術的完整性的條件之下,能灌輸一部分新的血液進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完滿,愈來愈光輝燦爛。希望你繼續往這條路上前進!還有一月二日HastingsObserver〔《黑斯廷斯觀察家報》〕上署名AllanBiggs〔阿倫?比格斯〕寫的一篇評論,顯出他是衷心受了感動而寫的,全文沒有空洞的贊美,處處都著著實實指出好在哪里。看來他是一位年紀很大的人了,因為他說在一生聽到的上千鋼琴家中,只有Pachmann〔派克曼〕[派克曼(1848—1933),俄國鋼琴家。——編者注

  ]與Moiseiwitsch〔莫依賽維奇〕[莫依賽維奇(1890—1963),英籍俄國鋼琴家。——編者注

  ]兩個,有你那樣的魅力。Pachmann已經死了多少年了,而且他聽到過“上千”鋼琴家,準是個蒼然老叟了。關于你唱片的專評也寫得好。

  要寫的中文不洋化,只有多寫。寫的時候一定打草稿,細細改過。除此以外并無別法。特別把可要可不要的字剔干凈。

  身在國外,靠藝術謀生而能不奔走于權貴之門,當然使我們安慰。我相信你一定會堅持下去,這點兒傲氣也是中國藝術家最優美的傳統之一,值得給西方做個榜樣。可是別忘了一句老話:歲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你還沒經過“歲寒”的考驗,還得對自己提高警惕才好!一切珍重!千萬珍重!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夜

  你的片子只聽了一次,一則唱針已舊,不敢多用,二則寄來唱片只有一套,也得特別愛護。初聽之下,只覺得你的風格變了,技巧比以前流暢,穩,干凈,不覺得費力。音色的變化也有所不同,如何不同,一時還說不上來。pedal〔踏板〕用得更經濟。pp.〔pianissimo=最弱〕比以前更pp.〔最弱〕。朦朧的段落愈加朦朧了。總的感覺好像光華收斂了些,也許說凝練比較更正確。朔拿大一氣呵成,緊湊得很,largo〔廣板〕確如多數批評家所說fullofpoeticsentiment〔充滿詩意〕,而沒有一絲一毫感傷情調。至此為止,我只能說這些,以后有別的感想再告訴你。四支Ballads〔《敘事曲》〕有些音很薄,好像換了一架鋼琴,但Berceuse〔《搖籃曲》〕,尤其是Nocturne〔《夜曲》〕(那支是否Paci〔百器〕最喜歡的?)的音仍然柔和醇厚。是否那些我覺得太薄太硬的音是你有意追求的?你前回說你不滿意Ballads〔《敘事曲》〕,理由何在,望告我。對Ballads〔《敘事曲》〕,我過去受Cortot〔柯爾托〕影響太深,遇到正確的style〔風格〕,一時還體會不到其中的妙處。瑪祖卡的印象也與以前大不同,melody〔旋律〕的處理也兩樣;究竟兩樣在哪里,你能告訴我嗎?有一份唱片評論,說你每個bar〔小節〕的lstor2ndbeat〔第一或第二拍音〕往往有拖長的傾向,聽起來有些mannered〔做作,不自然〕,你自己認為怎樣?是否《瑪祖卡》真正的風格就需要拖長第一或第二拍?來信多和我談談這些問題吧,這是我最感興趣的。其實我也極想知道國外音樂界的一般情形,但你忙,我不要求你了。從你去年開始的信,可以看出你一天天的傾向于wisdom〔智慧〕和所謂希臘精神。大概中國的傳統哲學和藝術理想越來越對你發生作用了。從貝多芬式的精神轉到這條路在我是相當慢的,你比我縮短了許多年。原因是你的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所接觸的祖國文化(詩歌、繪畫、哲學)比我同時期多的多。我從小到大,樣樣靠自己摸,只有從年長的朋友那兒偶然得到一些啟發,從來沒人有意的有計劃的指導過我,所以事倍功半。來信提到××的情形使我感觸很多。高度的才能不和高度的熱愛結合,比只有熱情而缺乏能力的人更可惋惜。

  ……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十月二十二日寄你和彌拉的信各一封,想你瑞典回來都看到了吧?——前天(十一月十一日)寄出法譯《毛主席詩詞》一冊、英譯關漢卿(元人)《劇作選》一冊、曹禺《日出》一冊、馮沅君《中國古典文學小史》一冊(四冊共一包都是給彌拉的);又陳老蓮《花鳥草蟲冊》一,計十幅,黃賓虹墨筆山水冊頁五張(攝影),箋譜兩套共二十張,我和媽媽放大照片二張(友人攝),共做一包:以上均掛號平寄,由蘇聯轉,預計十二月十日前后可到倫敦。——陳老蓮《花鳥草蟲冊》還是一九五八年印的,在現有木刻水印中技術最好,作品也選得最精;其中可挑六張,連同封套及打字說明,送彌拉的爸爸,表示我們的一些心意。余四張可留存,將來裝飾你的新居。黃氏作品均系原來尺寸,由專門攝影的友人代制,花了不少工夫。其他箋譜有些也可配小玻璃框懸掛。因國內紙張奇緊,印數極少,得之不易,千萬勿隨便送人;只有真愛真懂藝術的人才可酌送一二(指箋譜)。木刻水印在一切復制技術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視之。西人送禮,尤其是藝術品,以少為貴,故彌拉爸爸送六張陳老蓮已綽乎有余。——這不是小氣,而是合乎國外慣例,同時也顧到我們供應不易。

  《敦煌壁畫選》(木刻水印的一種非石印洋紙的一種)你身邊是否還有?我尚留著三集俱全的一套,你要的話可寄你。不過那是絕版了一九三五年的東西(木刻印數有限制,后來版子壞了,不能再印),更加名貴,你必須特別愛惜才好。(要否望來信!)

  ……

  《音樂與音樂家》月刊八月號,有美作曲家Copland〔考普倫〕[考普倫(1900—1974),美國作曲家。

  ]的一篇論列美洲音樂的創作問題,我覺得他根本未接觸到關鍵。他絕未提到美洲人是英、法、德、荷、意、西幾種民族的混合;混合的民族要產生新文化,尤其是新音樂,必須一個很長的時期,決非如Copland〔考普倫〕所說單從jazz〔爵士音樂〕的節奏或印第安人的音樂中就能打出路來。民族樂派的建立,本地風光的表達,有賴于整個民族精神的形成。歐洲的意、西、法、英、德、荷……許多民族,也是從七世紀起由更多的更早的民族雜湊混合起來的。他們都不是經過極長的時期(融合與合流的時期),才各自形成獨特的精神面貌,而后再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在各種藝術上開花結果嗎?

  同一雜志三月號登一篇JohnPritchard〔約翰?普里查德〕[約翰·普里查德(1901—1983),美國指揮家。

  ]的介紹〔你也曾與Pritchard(普里查德)合作過〕,有下面一小段值得你注意:——

  ...FamousconductorFritzBuschonceaskedJohnPritchard,“HowlongisitsinceyoulookedatRenaissancepainting?”ToPritchard’sastonished“Why?”Buschreplied,“Becauseitwillimproveyourconductingbylookingupongreatthings—donotbecomenarrow.”〔著名指揮家弗里茨?布希(一八九○年—一九五一年)有次問約翰?普里查德,“你上次看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有多久了?”普里查德很驚異地反問“為什么問我?”布施答道:“因為看了偉大作品,可以使你指揮時得到進步——而不至于眼光淺窄。”〕

  你在倫敦別錯過lookingupongreatthings〔觀賞偉大藝術品〕的機會,博物館和公園對你同樣重要。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

  自從彌拉和我們通信以后,好像你有了秘書,自己更少動了。知道你忙,精神緊張勞累,也不怪你。可是有些藝術問題非要你自己談不可。你不談,你我在精神上藝術上的溝通就要中斷,而在我這個孤獨的環境中更要感到孤獨。除了你,沒有人再和我交換音樂方面的意見。而我雖一天天的衰老,還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風。你小時候我們指導你,到了今日,你也不能坐視爸爸在藝術的某一部分中落后!——十月二十一、十一月十三以及以前的信中已屢次提及,現在不多談了。

  彌拉的意思很對,你們該出去休息一個星期。我老是覺得,你離開琴,沉浸在大自然中,多沉思默想,反而對你的音樂理解與感受好處更多。人需要不時跳出自我的牢籠,才能有新的感覺,新的看法,也能有更正確的自我批評。

  你對晚期貝多芬的看法是否與以前有所不同?思想上是否更接近了些,還是相反,更遠了些?一些批評界對舒柏特與貝多芬的見解,你有哪幾點同意,哪幾點不同意?——他們始終覺得你的莫扎特太精巧,你自己以為如何?

  ……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

  因為鬧關節炎,本來這回不想寫信,讓媽媽單獨執筆;但接到你去維也納途中的信,有些藝術問題非由我親自談不可,只能撐起來再寫。知道你平日細看批評,覺得總能得到一些好處,真是太高興了。有自信同時又能保持自我批評精神,的確如你所說,是一切藝術家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你對批評界的總的看法,我完全同意;而且是古往今來真正的藝術家一致的意見。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往往自己認為的缺陷,批評家并不能指出,他們指出的倒是反映批評家本人的理解不夠或者純屬個人的好惡,或者是時下的風氣和流俗的趣味,從巴爾扎克到羅曼?羅蘭,都一再說過這一類的話。因為批評家也受他氣質與修養的限制(單從好的方面看),藝術家胸中的境界沒有完美表現出來時,批評家可能完全捉摸不到,而只感到與習慣的世界抵觸;便是藝術家的理想真正完美的表現出來了,批評家囿于成見,也未必馬上能發生共鳴。例如雨果早期的戲劇,比才的嘉爾曼,特皮西的貝萊阿斯與梅利桑特。但即使批評家說的不完全對頭,或竟完全不對頭,也會有一言半語引起我們的反省,給我們一種inspiration〔靈感〕,使我們發見真正的缺點,或者另外一個新的角落讓我們去追求,再不然是使我們聯想到一些小枝節可以補充、修正或改善。——這便是批評家之言不可盡信,亦不可忽視的辯證關系。

  來信提到批評家音樂聽得太多而麻痹,確實體會到他們的苦處。同時我也聯想到演奏家大多沉浸在音樂中和過度的工作或許也有害處。追求完美的意識太強太清楚了,會造成緊張與疲勞,反而妨害原有的成績。你灌唱片特別緊張,就因為求全之心太切。所以我常常勸你勞逸要有恰當的安排,最要緊維持心理的健康和精神的平衡。一切做到問心無愧,成敗置之度外,才能臨場指揮若定,操縱自如。也切勿刻意求工,以免畫蛇添足,喪失了spontaneity〔真趣〕;理想的藝術總是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即使是慷慨激昂也像夏日的疾風猛雨,好像是天地中必然有的也是勢所必然的境界。一露出雕琢和斧鑿的痕跡,就變為庸俗的工藝品而不是出于肺腑,發自內心的藝術了。我覺得你在放松精神一點上還大有可為。不妨減少一些工作,增加一些深思默想,看看效果如何。別老說時間不夠;首先要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情上——特別是梳洗穿衣等等,那是我幾年來常囑咐你的——節約時間,擠出時間來!要不工作,就痛快休息,切勿拖拖拉拉在日常猥瑣之事上浪費光陰。不妨多到郊外森林中去散步,或者上博物館欣賞名畫,從造型藝術中去求恬靜閑適。你實在太勞累了!……你知道我說的休息絕不是懶散,而是調節你的身心,尤其是神經(我一向認為音樂家的神經比別的藝術家更需要保護:這也是有科學與歷史根據的),目的仍在于促進你的藝術,不過用的方法比一味苦干更合理更科學而已!

  你的中文并不見得如何退步,你不必有自卑感。自卑感反會阻止你表達的流暢。Dotakeiteasy!〔放松些,慢慢來!〕主要是你目前的環境多半要你用外文來思想,也因為很少機會用中文討論文藝、思想等等問題。稍緩我當寄一些舊書給你,讓你溫習溫習辭匯和句法的變化。我譯的舊作中,《嘉爾曼》[法國作家梅里美的小說。——《傅雷家書》編者注

  ]和服爾德的文字比較最洗練簡潔,可供學習。新譯不知何時印,印了當然馬上寄。但我們紙張不足,對十九世紀的西方作品又經過批判與重新估價,故譯作究竟哪時會發排,完全無法預料。

  其實多讀外文書(寫得好的),也一樣能加強表達思想的能力。我始終覺得一個人有了充實豐富的思想,不怕表達不出。ArthurHedley〔阿瑟?赫德利〕[阿瑟·赫德利(1905—1969),英國音樂作家。——《傅雷家書》編者注

  ]寫的Chopin〔《蕭邦》〕(在mastermusician〔《音樂大師》〕叢書內)內容甚好,文字也不太難。第十章提到Chopin〔蕭邦〕的演奏,有些字句和一般人對你的評論很相近。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你并非是一個不知感恩的人,但你很少向人表達謝意。朋友對我們的幫助、照應與愛護,不必一定要報以物質,而往往只需寫幾封親切的信,使他們快樂,覺得人生充滿溫暖。既然如此,為什么要以沒有時間為推搪而不聲不響呢?你應該明白我兩年來沒有跟勃隆斯丹太太通信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沉默很容易招人誤會,以為我們冷漠忘恩,你很懂這些做人之道,但卻永遠不能以此來改掉懶惰的習慣。人人都多少有些惰性,假如你的惰性與偏向不能受道德約束,又怎么能夠實現我們教育你的信條:“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

  我們很高興得知你對這一次的錄音感到滿意,并且將于七月份在維也納灌錄一張唱片。你在馬耳他用一架走調的鋼琴演奏必定很滑稽,可是我相信聽眾的掌聲是發自內心的。你的信寫得不長,也許是因為患了重傷風的緣故,信中對馬耳他廢墟只字未提,可見你對古代史一無所知;可是關于婚禮也略而不述卻使我十分掛念,這一點證明你對現實毫不在意,你變得這么像哲學家,這么脫離世俗了嗎?或者更坦白地說,你難道干脆就把這些事當做無關緊要的事嗎?但是無足輕重的小事從某一觀點以及從精神上來講就毫不瑣屑了。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變得傖俗不堪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太看重物質生活,不太自我中心,我也熱愛藝術,喜歡遐想;但是藝術若是最美的花朵,生活就是開花的樹木。生活中物質的一面不見得比精神的一面次要及乏味,對一個藝術家而言,尤其如此。你有點過分偏重知識與感情了,凡事太理想化,因而忽略或罔顧生活中正當健康的樂趣。

  不錯,你現在生活的世界并非萬事順遂,甚至是十分丑惡的;可是你的目標,誠如你時常跟我說起的,是抗御一切**,不論是政治上或經濟上的**,為你的藝術與**而勇敢斗爭,這一切已足夠耗盡你的思想與精力了。為什么還要為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與情況而憂慮?注意社會問題與世間艱苦,為人類社會中丑惡的事情而悲痛是磊落的行為。故此,以一個敏感的年輕人來說,對人類命運的不公與悲苦感到憤慨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為此而郁郁不樂卻愚不可及,無此必要。你說過很多次,你欣賞希臘精神,那么為什么不培養一下恬靜與智慧?你在生活中的成就老是遠遠不及你在藝術上的成就。我經常勸你不時接近大自然及造型藝術,你試過沒有?音樂太刺激神經,需要其他較為靜態(或如你時常所說的較為“客觀”)的藝術如繪畫、建筑、文學等等……來平衡,在十一月十三日的信里,我引了一小段FritzBusch〔弗里茨?布希〕的對話,他說的這番話在另外一方面看來對你很有益處,那就是你要使自己的思想松弛平靜下來,并且大量減少內心的沖突。

  記得一九五六—五七年間,你跟我促膝談心時,原是十分健談的,當時說了很多有趣可笑的故事,使我大樂;相反的,寫起信來,你就越來越簡短,而且集中在知識的問題上,表示你對現實漠不關心,五七年以來,你難道變了這么多嗎?或者你只是懶惰而已?我猜想最可能是因為時常郁郁寡歡的緣故。為了抵制這種傾向,你最好少沉浸在自己內心的理想及幻想中,多生活在外在的世界里。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我認為敦煌壁畫代表了地道的中國繪畫精粹,除了部分顯然受印度佛教藝術影響的之外,那些描繪日常生活片段的畫,確實不同凡響:創作別出心裁,觀察精細入微,手法大膽脫俗,而這些畫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畫家繪成的(全部壁畫的年代跨越五個世紀)。這些畫家,比起大多數名留青史的文人畫家來,其創作力與生命力,要強得多。真正的藝術是歷久彌新的,因為這種藝術對每一時代的人都有感染力,而那些所謂的現代畫家(如彌拉信中所述)卻大多數是些騙子狂徒,只會向附庸風雅的愚人榨取錢財而已。我絕對不相信他們是誠心誠意的在作畫。聽說英國有“貓兒畫家”及用“一塊舊鐵作為雕塑品而贏得頭獎”的事,這是真的嗎?人之喪失理智,竟至于此?

  最近我收到杰維茨基教授的來信,他去夏得了肺炎之后,仍未完全康復,如今在療養院中,他特別指出聰在英國灌錄的唱片彈奏肖邦時,有個過分強調的retardo〔緩慢處理〕——比如說,Ballad〔敘事曲〕彈奏得比原曲長兩分鐘,杰教授說在波蘭時,他對你這種傾向,曾加抑制,不過你現在好像又故態復萌,我很明白演奏是極受當時情緒影響的,不過聰的retardomood〔緩慢處理手法〕出現得有點過分頻密,倒是不容否認的,因為多年來,我跟杰教授都有同感,親愛的孩子,請你多留意,不要太耽溺于個人的概念或感情之中,我相信你會時常聽自己的錄音(我知道,你在家中一定保有一整套唱片),在節拍方面對自己要求越嚴格越好!彌拉在這方面也一定會幫你審核的。一個人拘泥不化的毛病,毫無例外是由于有特殊癖好及不切實的感受而不自知,或固執得不愿承認而引起的。趁你還在事業的起點,最好控制你這種傾向,杰教授還提議需要有一個好的鋼琴家兼有修養的藝術家給你不時指點,既然你說起過有一名協助過AnnieFischer〔安妮?費希爾〕[安妮·費希爾(1919—1995),匈牙利女鋼琴家。

  ]的匈牙利女士,杰教授就大力鼓勵你去見見她,你去過了嗎?要是還沒去,你在二月三日至十八日之間,就有足夠的時間前去求教,無論如何,能得到一位年長而有修養的藝術家指點,一定對你大有裨益。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上午

  在一切藝術中,音樂的流動性最為突出,一則是時間的藝術,二則是刺激感官與情緒最劇烈的藝術,故與個人的mood〔情緒〕關系特別密切。對樂曲的了解與感受,演奏者不但因時因地因當時情緒而異,即一曲開始之后,情緒仍在不斷波動,臨時對細節,層次,強弱,快慢,抑揚頓挫,仍可有無窮變化。聽眾對某一作品平日皆有一根據素所習慣與聽熟的印象構成的“成見”,而聽眾情緒之波動,亦復與演奏者無異:聽音樂當天之心情固對其音樂感受大有影響,即樂曲開始之后,亦仍隨最初樂句所引起之反應而連續發生種種情緒。此種變化與演奏者之心情變化皆非事先所能預料,亦非臨時能由意識控制。可見演奏者每次表現之有所出入,聽眾之印象每次不同,皆系自然之理。演奏家所以需要高度的客觀控制,以盡量減少一時情緒的影響;聽眾之需要高度的冷靜的領會;對批評家之言之不可不信亦不能盡信,都是從上面幾點分析中引申出來的結論。——音樂即是時間的藝術,一句彈完,印象即難以復按;事后批評,其正確性大有問題;又因為是時間的藝術,故批評家固有之(對某一作品)成見,其正確性又大有問題。況執著舊事物舊觀念舊印象,排斥新事物,新觀念,新印象,原系一般心理,故演奏家與批評家之距離特別大。不若造型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形體完全固定,作者自己可在不同時間不同心情之下再三復按,觀眾與批評家亦可同樣復按,重加審查,修正原有印象與過去見解。

  按諸上述種種,似乎演奏與批評都無標準可言。但又并不如此。演奏家對某一作品演奏至數十百次以后,無形中形成一比較固定的輪廓,大大地減少了流動性。聽眾對某一作品聽了數十遍以后,也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印象。——尤其以唱片論,聽了數十百次必然會得出一個接近事實的結論。各種不同的心情經過數十次的中和,修正,各個極端相互抵消以后,對某一固定樂曲(既是唱片,則演奏是固定的了,不是每次不同的了,而且可以盡量復按復查)的感受與批評可以說有了平均的、比較客觀的價值。個別的聽眾與批評家,當然仍有個別的心理上精神上氣質上的因素,使其平均印象尚不能稱為如何客觀;但無數“個別的”聽眾與批評家的感受與印象,再經過相當時期的大交流(由于報章雜志的評論,平日交際場中的談話,半學術性的討論爭辯而形成的大交流)之后,就可得出一個average〔平均〕的總和。這個總印象總意見,對某一演奏家的某一作品的成績來說,大概是公平或近于公平的了。——這是我對群眾與批評家的意見肯定其客觀價值的看法,也是無意中與你媽媽談話時談出來的,不知你覺得怎樣?——我經常與媽媽談天說地,對人生、政治、藝術、各種問題發表各種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個小小的頭緒來。單就這一點來說,你媽媽對我確是大有幫助,雖然不是出于她主動。——可見終身伴侶的相互幫助有許多完全是不知不覺的。相信你與彌拉之間一定也常有此感。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

  昨天敏自京回滬度寒假,馬先生交其帶來不少唱片借聽。昨晚聽了維伐第的兩支協奏曲,顯然是斯卡拉蒂一類的風格,敏說“非常接近大自然”,倒也說得中肯。情調的愉快、開朗、活潑、輕松,風格之典雅、嫵媚,意境之純凈、健康,氣息之樂觀、天真,和聲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處處顯出南國風光與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羅馬的天色之藍,空氣之清冽,陽光的燦爛,更進一步追懷二千年前希臘的風土人情,美麗的地中海與柔媚的山脈,以及當時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樸素的風流文采,正如丹納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境界。——聽了這種音樂不禁聯想到亨特爾,他倒是北歐人而追求文藝復興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歐人而憧憬南國的快樂氣氛的作曲家。你說他humain〔有人情味〕是不錯的,因為他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異教氣息,不像巴哈被基督教精神束縛,常常匍匐在神的腳下呼號,懺悔,誠惶誠恐的祈求。基督教本是歷史上某一特殊時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經濟政治某一特殊類型所綜合產生的東西;時代變了,特殊的政治經濟狀況也早已變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舊文化——舊宗教遺留下來,始終統治著二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為止的那種矛盾、畸形,與十九二十世紀極不調和的精神狀態,處處同文藝復興以來的主要思潮抵觸。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顯得病態。一方面,文藝復興以后的人是站起來了,到處肯定自己的**,發展到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進步以及政治經濟方面的革命,顯然人類的前途,進步,能力,都是無限的;同時卻仍然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為主宰,好像人永遠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惡與天堂地獄的恐怖與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遠處于支離破碎、糾結復雜、矛盾百出的狀態中,這個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學術的各個部門,使他們(西方人)格外心情復雜,難以理解。我總覺得從異教變到基督教,就是人從健康變到病態的主要表現與主要關鍵。——比起近代的西方人來,我們中華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臘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們的哲學、文學即使是悲觀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現代語說,一味的“失敗主義”;而是人類一般對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嘆,如古樂府及我們全部詩詞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類的作品;或者是憤激與反抗的表現,如老子的《道德經》。——就因為此,我們對西方藝術中最喜愛的還是希臘的雕塑,文藝復興的繪畫,十九世紀的風景畫,——總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說教類的作品。——猜想你近年來愈來愈喜歡莫扎特、斯卡拉蒂、亨特爾,大概也是由于中華民族的特殊氣質。在精神發展的方向上,我認為你這條路線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愛好中國文藝中的某一類型。親切,熨帖,溫厚,惆悵,凄涼,而又對人生常帶哲學意味極濃的深思默想;愛人生,戀念人生而又隨時準備飄然遠行,高蹈,灑脫,遺世**,解脫一切等等的表現,豈不是我們漢晉六朝唐宋以來的文學中屢見不鮮的嗎?而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備的呢?——關于上述各點,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關于遠阻而你我之間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嘗有絲毫間隔,也就象征你這個遠方游子永遠和產生你的民族,撫養你的祖國,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連,息息相通。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從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復雜的頭腦與心情;加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狀態愈加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中最尖銳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自由**與自我擴張的對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僅僅反映經濟方面的苦悶,其程度決沒有那么強烈。——在藝術上表現這種矛盾特別顯著的,恐怕要算貝多芬了。以貝多芬與歌德作比較研究,大概更可證實我的假定。貝多芬樂曲中兩個主題的對立,決不僅僅從技術要求出發,而主要是反映他內心的雙重性。否則,一切sonataform〔奏鳴曲式〕都以兩個對立的motifs〔主題〕為基礎,為何獨獨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主題會從頭至尾斗爭得那么厲害,那么兇猛呢?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獷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斗爭的結果總是意志得勝,人得勝。但勝利并不**,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扎一次,斗爭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爭仍然不斷發生,可是結論不是誰勝誰敗,而是個人的隱忍與舍棄;這個境界在作者說來,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覺悟,曰解脫,其實是放棄斗爭,放棄掙扎,以換取精神上的和平寧靜,即所謂幸福,所謂極樂。掙扎了一輩子以后再放棄掙扎,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婢膝地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大大地擴張了;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止地擴張下去,而且最后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爭的結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個覺悟,覺悟斗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于好,求妥協。當然我把貝多芬的斗爭說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錯。此處不能作專題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籠統說說。——你以前信中屢次說到貝多芬最后的解脫仍是不徹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說的那個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決不會復雜到這步田地,即使復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比如我們中華民族,盡管近半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后而心情變得一天天復雜,盡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嘆,但我們的內心矛盾,決不能與宗教信仰與現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于這個因素。

  中華民族從古以來不追求自我擴張,從來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學文藝方面的表現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與萬物占著一個比例較為恰當的地位,而非絕對統治萬物,奴役萬物的主宰。因此我們的苦悶,基本上比西方人為少為小;因為苦悶的強弱原是隨**與野心的大小而轉移的。農業社會的人比工業社會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也小得多。況中國古代素來以不滯于物,不為物役為最主要的人生哲學。并非我們沒有守財奴,但比起莫里哀與巴爾扎克筆下的守財奴與野心家來,就小巫見大巫了。中國民族多數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樸實,比西方人容易滿足。——另一方面,佛教影響雖然很大,但天堂地獄之說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凈土宗)的說法,專為知識較低的大眾而設的。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而是從理智上求覺悟,求超度;覺悟是悟人世的虛幻,超度是超脫痛苦與煩惱。盡管是出世思想,卻不予人以熱烈追求幸福的鼓動,或急于逃避地獄的恐怖;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成為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地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執與熱狂之途。——我們的民族本來提倡智慧。(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們只看見古人提到徹悟,從未以信仰堅定為人生樂事〔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認為亨特爾比巴哈為高,你說前者是智慧的結晶,后者是信仰的結晶:這個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們的民族性。)故知識分子受到佛教影響并無惡果。即使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極盛,愚夫愚婦的迷信亦未嘗在吾國文化史上遺留什么毒素,知識分子亦從未陷于虛無主義。(即使有過一個短時期,但在歷史上并無大害。)——相反,在兩漢以儒家為惟一正統,罷斥百家,思想入于停滯狀態之后,佛教思想的輸入倒是給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刺激,令人從麻痹中覺醒過來,從狹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紀元二三世紀的思想情況之下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禮教,從南宋的理學(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養成了規行矩步,整天反省,惟恐背禮越矩的迂腐頭腦,也養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學、偽君子。其次是明清兩代的科舉制度,不僅束縛性靈,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祿與真正修心養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然而這一類的矛盾也決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我們的社會進步遲緩,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若斷若續,封建時代的經濟基礎始終存在,封建時代的道德觀、人生觀、宇宙觀以及一切上層建筑,到近百年中還有很大勢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思想情形不致如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的人那樣混亂、復雜、病態;我們比起歐美人來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單純,就是說更健全一些。——從民族特性,傳統思想,以及經濟制度等等各個方面看,我們和西方人比較之下都有這個雙重性。——五四以來,情形急轉直下,西方文化的輸入使我們的頭腦受到極大的騷動,正如“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侵入促成我們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一樣,我們開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煩惱,幸而時期不久,并且宗教影響在我們思想上并無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響到買辦階級以及一部分比較落后地區的農民,而且也并不深刻),故雖有現代式的苦悶,并不太尖銳。我們還是有我們老一套的東方思想與東方哲學,作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當然以上所說特別是限于解放以前為止的時期。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時再談。但即是解放以前我們一代人的思想情況,你也承受下來了,感染得相當深了。我想你對西方藝術、西方思想、西方社會的反應和批評,骨子里都有我們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后新社會給你的理想,使你對西歐的舊社會更有另外一種看法,另外一種感覺。——倘能從我這一大段歷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確)來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許能大大減少你內心苦悶的尖銳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響你身心的健康與平衡,你說是不是?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晚

  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有矛盾才會逼你解決矛盾,解決一次矛盾即往前邁進一步。到晚年矛盾減少,即是生命將要告終的表現。沒有矛盾的一片恬靜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真正實現的話并不是一個好現象。——憑了修養的功夫所能達到的和平恬靜只是極短暫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剎那就要過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靜乃是微波蕩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銳,而且隨時能解決的那種精神修養,可決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羨呢?我覺得倘若苦悶而不致陷入悲觀厭世,有矛盾而能解決(至少在理論上認識上得到一個總結),那么苦悶與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悶而導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變做游戲人生的態度。從另一角度看,最傷人的(對己對人,對小我與集體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出發的苦悶與矛盾,例如熱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懷著野心而明明不能實現的人,經常嫉妒別人、仇恨別人的人,那一類苦悶便是與己與人都有大害的。凡是從自卑感自溺狂等等來的苦悶對社會都是不利的,對自己也是致命傷。反之,倘是憂時憂國,不是為小我打算而是為了社會福利,人類前途而感到的苦悶,因為出發點是正義,是理想,是熱愛,所以即有矛盾,對己對人都無害處,倒反能逼自己作出一些小小的貢獻來。但此種苦悶也須用智慧來解決,至少在苦悶的時間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訓,才不至于轉到悲觀絕望,用灰色眼鏡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繼續在人生中奮斗,——而惟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悶才能轉化為一種活潑潑的力量而不僅僅成為憤世嫉俗的消極因素;因為憤世嫉俗并不能解決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邁進一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我們不怕經常苦悶,經常矛盾,但必須不讓這苦悶與矛盾妨礙我們愉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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