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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的社會，情形畢竟如何？古書所載，有說得極文明的，亦有說得極野蠻的。說得極野蠻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說得極文明的，則如《禮記·禮運篇》孔子論大同之語是。二說果孰是？我說都是也，都有所據。

　　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愛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則不能無爭。而生活所資，食為尤亟。所以社會生計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漁獵時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時代，生活雖稍寬裕，而其人性好殺伐，往往以侵掠為事。只有農業時代，生計寬裕；而其所做的事業，又極和平，所以能產生較高的文化。

　　古代的農業社會，大約是各各**，彼此之間，不甚相往來的。老子所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所想像的，就是此等社會。惟其如此，故其內部的組織，極為安和。孔子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會。內部的組織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間自然沒有斗爭。這就是孔子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就是所謂“大同”。假使人類的社會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擴大聯合起來，再謀合理的組織，豈不是個黃金世界？而無如其不能。有愛平和的，就有愛侵掠的。相遇之時，就免不了戰斗。戰斗既起，則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不事生產，成為治人而食于人的階級；被征服的，則反之而成為食人而治于人的階級。而前此合理的組織，就漸次破壞了。合理的組織既變，則無復為公眾服務，而同時亦即受公眾保障的精神。人人各營其私，而貧富亦分等級。自由平等之風，漸成往事了。人與人之間時起沖突，乃不得不靠禮樂刑政等來調和，來維持。社會風氣，遂日趨澆薄了。先秦諸子，所以慨嘆末俗，懷想古初，都是以此等變遷，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遠，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還破壞未盡。社會的風氣也還未十分澆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驕侈。雖不能無待于刑政，而刑政也還能修明。這便是孔子所謂小康。大約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總在神農以前；而階級之治，則起于黃帝以后。《商君書·畫策篇》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可見炎黃之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卻給我們以農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戰斗的暗示。

　　以上所說，是社會組織的變遷。至于物質文明，則總是逐漸進步的。《禮運篇》說：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這是說衣食住進化的情形。大約從生食進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國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源于穴居，木工則源于巢居。構木為巢，據《韓非子》說，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黃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棟宇，則大約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辭傳》把“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敘在黃帝、堯、舜之后了。《易·系辭傳》又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說：“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言垂衣裳。”這就是《禮運》所說以麻絲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系辭傳》所說后世圣人所做的事，還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各項。這后世圣人，或說即蒙上黃帝、堯、舜而言，或說不然，現亦無從斷定。但這許多事物的進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則似乎可信的。